孙中山组织的革命团体为什么叫兴中会

1. 孙中山组织的革命团体为什么叫兴中会

以“振兴中华，挽救中局”为宗旨，所以叫兴中会
~~~~~~~~~~~~~~~~~~~~~~~~~~~~~~~~~~~~~~~~~~~~~~~~~~~~~~~~~~~~~~~~~~~~~~~~~孙中山创立的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1894年（光绪二十年）夏，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被拒绝后，于秋间出国，前往他早年曾求学的檀香山。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已三月余，中国的海陆军连遭败绩，日军已侵入中国东北。怀抱“改良祖国”大志却痛感报国无门的孙中山愈益忧愤，遂在华侨中揭露清王朝的腐朽残暴，倡议集结团体，共谋救国大计。11月24日，二十多个赞同孙中山主张的进步华侨，聚议成立兴中会，通过了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章程》斥责清王朝昏庸误国，招致严重的民族危机，申述该会以“振兴中华，挽救中局”为宗旨。

2. 兴中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对吗

兴中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是正确的。
兴中会是中国国民党最早的前身，是孙中山于1894年11月24日在美国檀香山创建的中国近代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宗旨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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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孙中山为什么成立兴中会

兴中会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1894年（光绪二十年）夏，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被拒绝后，于秋间出国，前往他早年曾求学的檀香山。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已三月余，中国的海陆军连遭败绩，日军已侵入中国东北。怀抱“改良祖国”大志却痛感报国无门的孙中山愈益忧愤，遂在华侨中揭露清王朝的腐朽残暴，倡议集结团体，共谋救国大计。11月24日，二十多个赞同孙中山主张的进步华侨，在檀香山聚议成立兴中会!

4. 列举孙中山所建立的两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及建立的时间和地点

1兴中会 
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建立，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1895年兴中会设总会于香港，筹划在广州起义。1905年与华兴会、光复会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 

2中国同盟会 
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简称“同盟会”。1905年8月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5. 谁创建了晚清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非孙中山！

　　孙中山在英文回忆中提到The Young China Party时，用的字眼是“join”（加入，投身），如果这个The Young China Party就是兴中会的早期英文名称，那么，它显然不是孙中山创办的。种种迹象表明，郑观应很可能才是这一组织的创办者。
  　　1897年，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说，他于1893年在澳门知悉有一旨在改造中国的政治运动，其组织英文名称为“Young China Party”；孙氏“投身为彼党党员”（Joining it），同时还承认“Young China Party”的总部设在上海。这些自述文字，与“檀香山兴中会是第一个革命团体”的定论严重背离。寻绎史料，只有一种解释能符合孙中山的自述，那就是：郑观应才是兴中会的创始人，孙中山在澳门加入兴中会；郑观应定居上海后，将兴中会总部设在上海。后来，郑观应退出了这个组织，由孙中山接续下去。  　　一个重大疑问  　　1897年，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说：“兴中会之总部，设于上海。而会员用武之地，则定于广州。”（The headquarters of the Young China Party was really in Shanghai， but the scene of action was to be laid in Canton。）对此，我曾百思不得其解，也未看到学界先进作过合理解释。  　　众所周知，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于1894年11月，香港兴中会则成立于1895年2月。两个兴中会的关系如何，未经彻底研究。香港兴中会章程称：“本会名曰兴中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页22。）檀香山、香港两会似是平行分会，然则“总会”何在？香港当日不在中国管治范围，故“总会设在中国”，意味着不在香港；从《伦敦被难记》的措辞看，总会也不在广州。那么，只有设在上海，才符合孙中山的夫子自道。  　　《檀香山兴中会员及收入会银义捐时日进支表》称：“共进银一千三百八十八元。支孙逸仙汇单通用银二千元（五二算），支孙逸仙自带一百元，支附电信回上海电资二十元〇八毛。”（《革命文献》第64辑，页207）据学者陈明远的研究，清末一标准银元合2009年人民币200元（《历史上银圆的购买力》，《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4期）。孙中山往上海打电报花了20。8美元，按1：0。52折算成标准银元为40元，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8000元！孙逸仙是广东人，花这么多钱打电报到上海，究是为何？若是兴中会总部设在上海，问题就涣然冰释了。  　　孙中山在《有志竟成》中又说：“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上海同志宋跃如乃函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中止。”（《孙中山全集》第六卷，页230）宋跃如（宋耀如）上海来信，与支付“上海电资”相呼应；这封信，相当于上海总部给孙中山的指令。孙文接信之后改变行程，显示他听命于某个更高的权威。  　　据冯自由记述，1894年孙中山到上海找郑观应，“郑……政见颇与总理吻合。职是之由，时总理复结识陈廷威、宋跃如二人”（《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页13——14）。从“职是之由”一语，可知孙中山结识宋耀如是经由郑观应介绍的。  　　郑观应浮出水面  　　1895年1月26日，孙中山回到香港；2月21日，香港兴中会成立，但孙中山最重要的助手陈少白却未出席。原来，陈少白受孙中山的委派，到上海专程找郑观应，而且住了近一个月。  　　陈少白回忆：“在正月十几，又要我到上海来找郑陶斋。当时还有一两个人也找回去帮忙。我在上海差不多住了一个月，所找到的人，还有一个陈廷威，陈廷威是在水师学堂毕业，以前在小兵船当大副，这时适在赋闲，所以我就带了他回来。”（《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第一册，页29）陈少白稍后又说：“陈廷威幼习水师，甲午前曾充某军舰大副，卸职闲居。甲午年在沪，由郑官应介绍结识孙先生。乙未年， *** 到香港，使入广东内地，联络绿林。”（《兴中会革命史别录》，《辛亥革命》第一册，页77）  　　郑观应推荐了曾任“广乙”军舰枪炮大副的陈廷威，由陈少白把他带回广州。此时找来个“枪炮大副”，不会是为了开农学会；后来广州起事，另有程璧光、程奎光两个海军军官参与。显然，郑观应对广州举事的内情一清二楚。陈廷威跟郑观应交情很深。1894年8月，甲午战争刚开始，郑观应向盛宣怀推荐陈廷威；8月12日，陈廷威向盛宣怀递交了一封求职信（《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甲午中日战争》，页141）。8月14日，郑再发一信，询问“大副陈廷威，能用否”（《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轮船招商局》，页553）过了三天，郑又催促：“月初有‘广乙’前大副陈廷威颇有胆略，极愿投效，已有禀求差使，不悉已邀尊鉴否。其人如何，询李云龙便知详细矣。”（同上，页555）郑观应反复推荐，盛宣怀却没有回音，恐怕是通过李云龙了解到陈廷威人品极差。果不其然，广州起义失败，陈廷威成为第一个叛徒，受清廷委派负责“跟踪缉办”孙中山（陈锡祺：《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图版“墨领密件”）。1898年戊戌政变后，陈廷威到北京找军机大臣廖寿恒，自告奋勇要到日本缉捕康有为、孙文（谢俊美《营救维新志士的军机大臣》一文所引廖寿恒日记）。  　　1894年初，孙中山计划上书李鸿章。陈少白回忆：“孙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一个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郑官应（字陶斋），托他想方法见李鸿章。有一天，在陶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国有关系的人，所以孙先生在陶斋家里一见如故，就把它那篇大文章，同王韬商量起来，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辛亥革命》第一册，页29）  　　陈少白的说法，有掩盖，也有“泄密”。孙中山到上海，不是“找着”郑观应，“碰到”王韬，这一切看起来像是事先安排好的。王韬曾上书太平天国，为此逃亡香港多年，郑观应偏要找一个有反清经历的人来见孙中山，双方又“一见如故”，岂非早有默契？  　　《上李傅相书》“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二十字纲领，借鉴自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篇长文的重心落在最后三段，目的在于取得李鸿章的支持，申请“游历泰西各国护照”，回国后组织农学会，招集农民垦荒。具体的项目，包括用新技术种桑养蚕、对土产罂粟进行深加工等。隐藏在这些表面文章背后的真正目的，似是以开发农业为名，向海外华侨集资，（清朝历史   ）组织兴中会的海外分会，为日后举事储备资金和人才。可惜此次北上，碰到中日冲突酿成甲午之战，李鸿章无暇接见。孙中山等待无果，只好回沪，最终凭借郑观应为他在江海关弄到的一张护照（《兴中会革命史要》），到夏威夷去了。  　　郑观应绝非普通商人。1884年中法战争初起时，郑观应投笔从戎，入钦差大臣彭玉麟幕，充湘军营务处；6月11日，郑观应潜往法占西贡刺探敌情，再转往暹罗面见国王，希图说动暹罗与中国夹攻法军（见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郑观应此行虽未能达成“合纵抗暴”的目的，但可看出他为人“好奇计”，对军事冒险活动极有兴趣。  　　1895年2月初，当看出日军有向北京进军的趋势时，郑观应寄密函给信盛宣怀，请盛氏“回籍仿西法创办民团，以保护苏松沿海一带地方”（《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册，页396）此说在当日可谓惊世骇俗，暗示在京城不保、清廷被彻底击败时，在江南地区另举义兵，带有将南方从满清独立出来的意味。  　　陆皓东是牵线人  　　孙中山和郑观应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何时建立起来的？学界以往的研究，多上溯到1887——1892年香港学医时期，但都未能还原具体的场景。夏东元、易惠莉从事郑观应研究数十年，成果丰硕，已将球带到门前，尚欠最后一脚，至为可惜。  　　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自述：“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名之为少年中国党（按即兴中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趋，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 *** 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 *** 体，以为专制及腐败政治之代。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0；括号中“按即兴中会”5字，为1912年中文版译者甘永龙所加，事后未见孙中山对此译文提出修正的要求。）  　　英文原文为：“It was in Macau that I first learned of the existence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I might be best describe as the formation of a Young China Party。……and I believed I was doing my best to further the interests of my country by joining it。”（中略）后来学界对Young China Party的译法迭有争议。邹鲁据此认为兴中会于1892年在澳门成立；冯自由及其他学者则竭力加以否认。《孙中山全集》编者据多数学者认为兴中会1894年才在檀香山成立的意见，断定译为“兴中会”不妥当（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0页下注）。笔者以为，《伦敦被难记》还记述了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被遣散的兵勇加入“Young China Party”之事，此时香港兴中会已经成立，足可证明“Young China Party”为兴中会早期英文名称。  　　我以为邹鲁的解读是对的，惟时间应是1893年。据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所载，郑观应以招商局帮办身份，从1893年2月起，从上海携招商局文案吴瀚涛巡查长江各分局；5月19日，接到其父郑文瑞在澳门病逝的消息；5月22日，自汉口回粤奔丧。在澳门“守制”一段时间后，9月9日，与吴瀚涛一起经香港回沪。又据《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1892年12月18日前到澳门行医，1893年9月25日在《镜海丛报》刊登《声明告白》称“本医生有事晋省”赴广州（《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页61、65）。按当时航速估计，从汉口乘船到澳门应不超过一周时间，5月底可抵达。从1893年5月底至9月8日，孙、郑二人同在澳门时间超过3个月，至少会面两次。郑观应第三子郑润燊转述乃父回忆：“孙中山至少两次到过澳门郑慎馀堂，也到过上海的家中”。（《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册，页348）  　　他在澳门受郑观应的感召，开始从事政治活动。郑随后将孙中山有关自种罂粟的建议，写进了《盛世危言·农功》篇中。此时坐在郑观应身边的秘书吴瀚涛，是1895年广州起义中预定的四大“统领”之一。（《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页82）他们的会面，介绍人就是陆皓东。  　　1911年11月中旬，孙中山在《我的回忆》中说：“正当我在澳门为开业而奋斗，而我的奋斗又由于葡萄牙医生的歧视而四处碰壁的时候，一天晚上，有一个岁数和我差不多的年轻商人来访，……那一晚我加入了少年中国党（Young China Party）。”（《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48）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1897年、1911年两次回忆此事时，用的是同一个词“加入”（join）。也就是说，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都不说自己创立了兴中会。  　　陆皓东自上海回乡以后，在顺德杏坛投资经营“兴利蚕子公司”（丁身尊：《关于孙中山在顺德县创办蚕子公司的调查材料》，《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3册，页240——241），在顺德大良开设绸缎庄（李伯新：《孙中山史迹忆访录》，页90），与孙氏所述“一个岁数和我差不多的年轻商人”吻合；此事发生的时间，是“由于葡萄牙医生的歧视而四处碰壁的时候”，也即1893年夏秋之间。“那一晚我加入了Young China Party”，即加入兴中会，介绍人正是陆皓东。  　　据黄健敏所引陆灿手稿《陆皓东公事略》：“前沪宁铁路总办、旅沪邑人郑陶斋钦仰其人，认为谊子”（《翠亨村》，文物出版社，页214）。“认为谊子”一说，证明了郑、陆两家存在特殊关系。陆皓东在上海出生，到12岁父亲去世后才回乡，后又到上海电报学堂读书，而郑观应曾任上海电报局总办。陆皓东之嗣孙陆玉昆、陆玉良在《对〈革命第一烈士——陆皓东传〉的几点补正》中谈到：“郑陶斋与先曾祖父晓帆公在上海合资经营生意。”（台湾《近代中国》1989年第8期）  　　郑观应曾在《致梁纶卿道友书》（《郑观应集》下册，页35）中自言：“弟昔与阁下及陆晓帆兄同盟，善相劝，过相规。不幸晓帆已先逝世。自愧福薄多难，靡所成立。”陆晓帆即陆皓东之父。此函受主梁纶卿，是郑观应几十年的老朋友。  　　1914年，郑观应立遗嘱时，梁是唯一的“知见人”，即此可见交谊之厚。郑、陆、梁三人“同盟”，陆氏早逝，故郑以陆子皓东为“谊子”，且多有照拂，也在情理之中。郑、孙的首次见面，由兼有郑观应“谊子”、孙中山“死党”双重身份的陆皓东引介，最为合适。正是有陆皓东的牵线和事先铺垫，两人才能一见面就谈到政治改革甚至反清这样敏感的大问题。  　　郑观应销毁证据  　　在1894年初版的《盛世危言·农功》篇中，赫然出现了这么一段话：“今吾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曾于香山试种莺粟……尚欲游学欧洲，讲求新法，返国试办。”文中“吾邑孙翠溪西医”，必是孙中山无疑。等到1895年郑观应修订该书时，则改称“今粤东有肄业西学者”。郑氏用新的八个字换掉原来的八个字，用的是传统刻书行业常用的“挖补”方法。显然，郑观应要掩盖他与孙中山非同寻常的关系。  　　郑观应若在1895年10月26日起义失败以后删改此文，毫不稀奇。但是，种种迹象表明，郑观应早在1895年5月前就已作了改动。当年4月20日，江苏布政使邓华熙派人将此版《盛世危言》抄写后恭呈御览，5月14日接到朱批：“知道了，书留览。”光绪帝阅后命总理衙门刷印2000部，发给臣工阅读。设若该书中赫然出现“吾邑孙翠溪”字样，10月26日广州事败后郑观应必定难逃风险。事实上，10月26日之后并无告发之事发生。据此，似可作如下推论：在4月20日这一进呈本中，“吾邑孙翠溪”已被删改。《盛世危言》进呈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若能加以核对，真相不难大白。  　　1893年夏秋之间孙中山会见了回澳门奔丧的郑观应，加入了兴中会（Young China Party），冬初到广州联络同志，召开了“抗风轩会议”；年底，孙中山按照与郑观应商定的计划，起草《上李傅相书》；年底或1894年春，郑观应将孙中山有意往海外学习农业技术、自种罂粟的设想写进《盛世危言》中；1894年春，他到上海，经郑观应介绍，认识了王韬、宋耀如、陈廷威，遂请王韬润饰《上李傅相书》；郑观应致函盛宣怀，为孙大力吹嘘，希望安排面见李鸿章，并申领出国考察农业护照；李鸿章碰到中日在朝鲜的冲突，无暇也无心接见；孙中山回沪，郑观应为他向江海关领到护照前往檀香山，并安排将《上李傅相书》刊登在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上。  　　在1895年初香港兴中会成立前的重要关头，孙中山派陈少白到上海“总部”谒见郑观应，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不久，邓华熙将《盛世危言》进呈给光绪皇帝，获得嘉许，郑观应因此燃起了和平改良的希望，决定与孙中山分道扬镳，但他仍在5月份专程到香港，呆了一个月（见易惠莉《郑观应评传》中册，页457页下注）。两人是否又在香港、广州见面？迄未看到相关记载。  　　易惠莉早已注意到：“郑观应1895年5、6月份在广东，对孙中山革命党人准备广州起义的活动不可能毫无所知，从当时何启等在港中西方人士较深地涉及孙中山的起义活动看，再就此前孙中山与郑观应的关系看，革命党人此时曾与郑观应有所联系也不无可能。”（《郑观应评传》，页485）遗憾的是，易惠莉未能继续深挖下去。  　　郑观应的重要书信，都收录在《盛世危言后编》中，后来他自己曾反复加以删改。刊印该书的翰华阁书店老板冯廷襄1912年称：“……此前已修改过三次，现因辛亥后形势变化，还须再改。”（《郑观应年谱长编》，“编辑说明”）夏东元采访过郑观应三子郑润燊后，在采访札记中也称：“孙中山至少两次到过澳门郑慎馀堂，也到过上海的家中；别后有书信来往，但不多。说其父对孙中山有过资助，孙中山还留下借条。这些书信和借条，早就被其父烧毁了。”（《郑观应年谱长编》，页384）恰恰是这些物证的被毁以及《盛世危言》的删改，使得事情愈发扑朔迷离，难获真解。  　　改良与革命，或许只有一纸只隔  　　综上所述，笔者推导的结论或许令人惊讶：郑观应才是兴中会的创始人；兴中会在澳门创立，并将总部设在上海；但郑观应本人在1895年选择退出；孙中山1893年在澳门加入了兴中会，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被上海总部召回准备举事，在郑观应退出后接过这面旗帜，走上激进革命之路。改良与革命之间并无鸿沟，或许只是一纸之隔。

6. 孙中山建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是什么？

孙中山建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是中国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亦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是中国清朝末年，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一个统一的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中国同盟会在推翻清政府、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

扩展资料：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1905年，孙文从欧洲前往日本。这期间孙文在以往的民族主义上，加上了民权主义（建立民国）、民生主义（平均地权即土地所有权），首次提出了“三民主义”。
他从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感受到亚洲各地独立运动的势头。而且，通过和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们的接触，来到日本的他认识到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孙文到了横滨后立即和宫崎滔天联络，7月29日和华兴会的首脑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见面商议联合革命势力。
第二天，包括光复会成员在内的七十余名革命人士在东京的内田良平家集合，决定成立全国性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接着，8月13日黄兴等人召集东京的留学生召开了孙文的欢迎会，一千多名留学生聆听了孙文名为“中国决不会沦亡”的演讲。
20日，在余热未烬中，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大会上孙文被推选为总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同盟会

7. 孙中山创立了三个会，同盟会、兴中会 还有一个是什么会？

孙中山创立了三个会，同盟会、兴中会 还有一个是什么会？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
中国同盟会不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个革命团体联合组成的关于同盟会，按冯自由的说法是“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而长期较一致的传统说法则认为同盟会系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个革命团体联合组成。现行教材也采纳此说。近年来，经有些学者考查，认为上述说法应予否定。1905年7月30日参加同盟会筹备会的兴中会会员3人；到会的光复会会员1人；华兴会虽有6人，却是前一日议定以“个人自由”参加的，并非华兴会推派的代表。总计兴中、华兴、光复三会参加同盟会筹备会者仅10人，占到会人数七分之一弱。迄今尚未发现任何资料可以证实同盟会是兴中、华兴、光复三方经过事先协商，各派代表集会建立起来的。确切地说，同盟会是汇聚于日本的中国革命志士因志同道合、报国心切而集结起来的民主革命团体。

8. 8.为什么称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没有为什么，因为中国同盟会本身就不是什么政党，只能说它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的最初雏形而已。
 
一、同盟会的建立
1．条件
（1）可能性
①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为同盟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②革命团体的不断出现为同盟会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2）必要性：各革命团体分散的起义先后失败，使革命认识到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已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
2．成立：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
3．政治纲领
（1）内容
①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
②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又将其阐发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民权主义就是要进行政治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它是三民主义思想的核心，解决了当时革命派迫切需要解决的夺取政权与建立政权的问题。民生主义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土地纲领。
（2）评价
①进步性：它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②局限性：它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也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不可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3．历史意义
（1）同盟会是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2）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革命形势的发展
1．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
（1）原因：同盟会成立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派，极力维护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反对革命。
（2）内容：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朝政府、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
（3）影响：使民主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
2．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
（1）1906年12月，同盟会会员刘道一等联合会党发动了萍浏醴起义，这是在同盟会影响下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2）此后不久，各地反清起义掀起高潮，较著名的有秋瑾、徐锡麟领导的浙皖起义，孙中山、黄兴等领导的镇南关起义。
（3）黄花岗起义
①准备：1910年，孙中山约集黄兴、赵声等商讨，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
②概况：1911年4月，起义开始，黄兴率军猛攻总督衙门，两广总督张鸣岐潜逃，后起义失败。
③意义：这是同盟会领导的影响最大的起义，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加速了革命发展的进程。
 
【重点阐释】
1．对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新阶段的理解
（1）它的成立，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了正规的统一的政党的领导。以前，革命团体处于分散状态，各自为战，举行的武装起义均告失败。同盟会的成立，形成了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便于领导全国革命。
（2）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了明确的纲领。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要求，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3）由于孙中山的威望，同盟会的成立使他成为公认的革命领袖，这样，民主革命从此就有了统一的领导人。
2．有关对三民主义的认识
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要求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民权主义要求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民生主义是想要贯彻“平均地权”的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主张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因而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
三民主义是中国资产阶级制订的革命纲领，它主张民族主义，又不敢明确反对帝国主义；它主张民权，又不敢发动人民；它主张民生，又不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体现，其局限性决定了在三民主义指导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可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3．有关19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两次论战的比较
第一次论战是指维新派和顽固派、洋务派的论战，第二次是指革命派和保皇派的论战。
异：①第一次论战主要围绕改革清朝政治体制进行，维新派要求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顽固势力反对变革清朝的政治体制。第二次围绕着要不要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进行，革命派主张用暴力的手段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保皇派主张用立宪抵制革命。②第二次论战更加广泛深刻，革命派不仅提出实行民主政治，还提出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的主张。
同：两次论战都围绕着要不要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而展开，都是思想解放的潮流，都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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