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行业目前的现状是怎样？

1. 中国慈善行业目前的现状是怎样？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07期特别策划“面向21世纪的中国慈善事业”文章之一。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发展阶段，中国的财富量急剧增长，2009年的GDP已经达到33.5万亿元，人均GDP达到了25188元。如果没有意外，中国即将超过人均GDP4000美元大关，提前40年实现邓小平同志所确定的2050年发展目标。

　　根据国际发展的一般经验，未来十年，中国的人均GDP完全有可能达到1万美元，初步迈上发达国家的门槛。经济发展的速度完全能够大大提前实现“三步走”战略。

　　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带来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全球化迅速地叠加发展，对于社会管理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另一方面，财富总量的大规模快速增长，要求社会大众对于财富的管理，作出新的较为艰难的社会选择。从而使贫富之间，能够建立兄弟情谊，并和睦相处。

　　应该看到，经济的快速发展的不平衡性使传统的安全管理对象发生了变化，政治性的管理正在大踏步地转向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的基础，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十分有活力的公民社会，而公民对于公益事业的全面投入，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标志。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需要公益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

　　现状与差距

　　对于中国公益事业现状，特别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现状的基本认识，最为重要的基本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究竟有多少的慈善公益空间？我们看三组数据。

　　年度慈善捐赠总额。2009年中国慈善捐赠已经达到509亿元，占当年30多万亿元GDP的0.17%，占中国财政收入6800亿元的比例，不到5%。比较一下，美国2008年的捐款3000亿美元，占当年14万亿美元GDP的2%左右，占美国财政收入3万亿美元的10%。要达到美国的水平，中国年度捐赠额应该是6000亿元。

　　慈善组织的数量。2009年，中国的基金会为1843个，美国的慈善组织超过100万个，英国比较活跃的慈善组织超过16万个，加拿大慈善组织也有8万个以上，跟发达国家比较，中国慈善组织的数量还很不够。

　　慈善组织的从业人员。2009年，中国慈善组织的从业人员不到两万，而美国慈善组织的从业人员则超过900万，英国亦有60万从业人员。中国慈善公益发展的空间究竟有多大，未来五年中国的捐款数额年度能否达到5000亿元，慈善组织能否达到50万个，从业人员能否达到500万人，借鉴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我国社会也应该建立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的明确目标。这样的具体目标的确定，在经济具备了初步的条件以后，已经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幻想了，关键是要达成基本的社会共识，然后才会落实为重大的社会行动。
　　作为慈善家的中国盖茨何时出现

　　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必须形成较强的公益慈善的社会压力，这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压力，必须发自于社会，才能形成社会影响力。当然这种压力不能只作为负面的谴责，更为重要的是正面的弘扬。

　　在香港，公益日就是要买旗做公益，当满城都买旗做公益标志的时候，那些未买的少数人就会觉得很尴尬。

　　目前中国已经有87.5万个千万富翁。当前时期，一定要广泛地宣传一个道理，那就是在存在贫富差距的社会发展格局里，富人与穷人之间必须和睦相处。

　　100多年前，福特汽车公司为使汽车能够有销售市场，从而主动为工人大幅度地涨工资，而卡耐基则是在致富之路想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从而开始了社会慈善的壮举。最近社会在热议盖茨和巴菲特倡导的富人在生前将财富的一半捐献给社会公益的活动。现在是中国社会作出响应的时候了，是中国的比尔·盖茨、中国的巴菲特站出来的时候了。

　　尽管中国社会有亿万捐赠的慈善家，但发展的格局还很不平衡。为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我们倡议5.5万个亿万富豪，应该把每年的捐款定为一百万，这应该成为一种基本的公益慈善道德体系，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责任底线，也应该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活动。如果亿万富翁年度捐款达到百万，千万富翁年度捐款达到十万，整个国家的公益事业，将会很快达到年度捐款越过千亿，甚至向两千亿元迈进，这样中国公益事业就会真正有实力迈向更加广阔的发展远景。

2. 中国慈善 的现状如何？

我国慈善事业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事业。我在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时就开始关注慈善，见证了慈善事业十几年来由产生到逐渐发展的过程。

　　时代背景利于中国慈善事业大发展，中国已经明确将慈善事业列入社会保障体系并鼓励其发展。我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现实构成了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同时，国民经济近些年来的飞速发展又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所以，从目前的现状来说，社会条件、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都有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

　　但慈善事业毕竟年轻，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是失范，我国的慈善法制还不够完善，慈善机构的发育还不够成熟；第二是我国目前没有出台慈善事业法，慈善组织的定性和定位不明确；第三是公民的慈善意识不是十分理性，大家有乐善好施的慈善意识，但是现代慈善意识较淡薄；第四是慈善事业的资源动员能力有限，慈善事业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功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3. 如何看待中国的慈善现状

1>中国慈善环境的艰难
2>穷苦者内心的恻隐与怜悯而一次次捐献自己的钱财
3>怕露富、纸上富贵、担心“越捐越麻烦”让“首富”们成为慈善的配角 
4>国内的企业规模普遍还比较小，因而捐赠的时候会提很多宣传要求
5>平民慈善潜力巨大，富豪慈善再等等吧----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4. 中国慈善事业滞后原因

中国慈善和美国慈善的不同：
1.中国大多慈善机构都是政府主办的，民间慈善过少，而且不能直接向人民募捐；美国则相反
2.美国慈善事业是不收税的，而中国还没有规定
3.美国已经步入我们所谓的小康，而中国大部分人还是在为生存奋斗
相比之下，中国的慈善事业现状已经能够显现了吧

这是我之前总结的几点，不知能否有用；

5. 慈善文化的慈善现状

慈善事业需要慈善文化的感染2005年有关国内企业“为富不捐”的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据2005年11月2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在11月21日召开的中华慈善大会专题论坛会上，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徐永光透露说：我国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未参加过捐赠。2002年，中国私人捐赠人均只有0.92元人民币，不到当年人均GDP的万分之一。而2003年美国人均私人捐款828.7美元，中国和美国人均收入相比为1：38，人均慈善捐款相比为1：7300。1000多万家企业中，99%的企业从未参加过任何捐赠，这是一个颇为令人尴尬的现象。而中美人均慈善捐款1：7300，更是一个令人难以启齿的事情。国内企业和公众，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不高，不仅反映出我国慈善事业所面临的困局，而且反映出我们的企业及公众慈善文化的极度匮乏。慈善文化体现出的是一个国家慈善事业是否发达，是否具有鲜明的社会感染力和引导力，同时也体现出企业用发展的成就回报社会的一种精神，体现出和谐社会让财富第三次分配从而惠及更多穷人的一种境界。市场经济既需要企业发展，当然更需要企业文化的延伸和发展。慈善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检验企业是否具有善心、爱心及博大情怀的职能，但凡具有良好文化氛围的企业都具有一定的慈善文化内涵，都会通过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来回报我们的社会。支持慈善事业的目的，是让财富进入第三次分配，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帮助更多的穷人摆脱暂时的困境。目前我国慈善机构的规模还比较小，而且全国100多家慈善机构大多为官办性质，其掌握的资金仅占国内GDP的0.1%。而美国通过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已经占到了9%，目前仅美国的富裕阶层——企业和个人通过各类基金会做出的慈善公益捐助就达6700多亿美元。尽管国情不同，但是慈善事业的目标却是一致的。美国之所以那么多人、那么多富豪热衷慈善事业，乐善好施，关键在于具有良好的慈善文化氛围，而且他们均以参与慈善事业为荣，具有很多的慈善典范。比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美国开国元勋，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他将绝大部分财富捐出，建设了著名的宾州大学，为美国后世的富豪们留下光辉的典范，影响一代又一代美国人。像洛克菲勒在18世纪末捐资300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0多亿美元）开办芝加哥大学、卡耐基捐建卡耐基大学等。世界首富比尔·盖茨2000年和夫人开办了盖茨慈善基金会，一口气投入270亿美元，使基金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他表示，在他身后，他的几乎所有财产都将留给这个基金会。金融大鳄索罗斯，尽管财富没有人想象那么多，但也已捐赠23亿美元。在美国，企业捐赠已形成浓郁的氛围，富豪们如果不捐赠或捐赠少都是会被看不起的，公司也会因此而蒙羞。反观国内1000多万家企业，99%的企业从未参加过任何捐赠，不能不令人大为遗憾，而国内人均慈善捐款不足1元人民币，则更是让助人为乐、扶贫帮困的传统美德所蒙羞。笔者以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富裕起来的群体正在迅速“扩大”，尤其是仅每年上榜的富豪就难以统计，他们虽然完成了财富的积累，但是在慈善榜上却鲜有他们的名字，显示出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富豪对慈善事业还存有各种“戒心”，还没有将慈善文化融入企业文化之中，让慈善文化伴随企业健康成长。当今倡导和谐发展的大环境下，作为依托社会的支持富裕起来的企业和富豪们，理应承担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更多的责任。他们理应走在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前列。而大力弘扬慈善文化则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当然，光鼓励企业及富豪们参与慈善事业还不够，作为国家也应当大力倡导慈善文化，积极营造浓郁的慈善文化氛围，不仅是企业及富豪，从现在起就应当将慈善文化纳入道德教育体系之中，从中小学生就开始培养他们对慈善事业的情感，引导他们加深对慈善事业的理解，增强投身慈善事业的责任感。此外，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我们也应当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比如减免税款、鼓励创办民间慈善机构，严格监督慈善捐款的去向及使用等，让机制灵活起来，让民间慈善机构多起来，活跃起来，这样才能在全社会营造人人关注慈善事业的浓厚氛围，丰富慈善文化的内涵，从而推动我国的慈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转型期慈善文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明确发展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也是第一次把发展慈善事业提到“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的高度来认识。建议先从政府设在街道（乡镇）的社会救助管理事务所做起，通过购买服务，逐步转成社区和慈善组织共同管理、行使基层事务所做起，通过购买服务，逐步转成社区和慈善组织共同管理、行使基层慈善组织的职能，赋予帮困救助、社区募捐的双重功能。目前可以将社会弱势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和经常性物资捐赠工作的职能通过购买服务转交给慈善组织，支持和推动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文化现代化发展当代中国急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对慈善事业的突出需求。一般来说，一个社会效益越高，对慈善的需求也越高。因为效益意味着强者对弱者的排挤，而慈善代表着强者对弱者的援助。强者与弱者之间这一既排挤又援助的张力，正是让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内在机制。然而，在许多需要慈善的场合，人们常常看不到慈善的出场，即使出场，往往也是相当单薄的。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甚至不那么发达的国家相比，当下中国慈善事业的不振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不仅表现为慈善捐赠的钱物微薄，更表现为社会普遍的慈善观念的微弱。对此，迫切希望发展慈善事业的人们给出了各种解释，其中值得我们记取也催促我们尽快动作起来的，是认为中国缺乏慈善文化的说法。尽管把事物的原因归结为文化，往往是一个最好遁词，一切解释不清的场合都可以通过归之于文化而获得解脱，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一个讲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但在慈善问题上，文化确是一个有相当解释力的说法。不过，即使承认慈善文化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弄明白，文化在哪里出了问题。有人认为，中国慈善事业出问题，是因为今天的人将中国传统文化遗忘了，慈善文化出现了“断裂”，所以，要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传统重新连接上。回到传统，成为解决当前中国慈善问题的方案。这样的想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传统上中国人有很强的慈善意识，见之于史书的慈善之举不绝如缕，捐赠施舍确实比现在更为常见，但人们心情急切之下容易忽视了重要一点，那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慈善业经过了一个“现代化过程”，在一些具有悠久慈善传统的国家或文化体中，慈善从观念到实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所以，对于中国来说，真正的解决方法不是将“断裂”的文化简单地连接起来，而是在传统的慈善文化基础上，经过现代化改造，重建21世纪的中国慈善文化。慈善是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域”重建中国慈善文化，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国家或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人类历史上，中国政府比较早地就承担起了保障国民基本生存需要的职责，饥荒年间，政府开仓赈灾是一种制度化的行为。不仅如此，基于“人心向背”的政治考虑，慈善行为一直被认为最好由政府来做，以增强政府的合法性。所以，政府垄断慈善事业在中国是有历史传统的。但在现代社会，同民生相关的事务方面，政府的职责已经被严格限定在通过税收来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之内，超出国家法定责任之外的公民个人或家庭的困难，不再是政府的责任，而是需要通过社会来解决。所以，慈善属于社会的范畴，是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域”，既不适合市场的利润逻辑，也不适合政府的公共服务逻辑，而是公民或企业公民基于一定的价值观而做出的公益行为。目前中国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以或明或暗的行政命令方式“号召”慈善的做法，既有社会上慈善尚未成为风气所造成的无奈，也有政府仍然习惯于自己从事慈善活动的旧习这一成因。它客观上造成了慈善在一些场合成为“第二税收”的现状。改变政府在慈善活动中的高调存在，解除公民捐款只能投向个别具有政府背景的慈善组织的限制，开放民间组织从事慈善的空间，是中国重建慈善文化的一项内容和条件。现代慈善不等同于“功德”公民是慈善的主体，但在为什么慈善上，公民也需要有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传统中国不缺慈善和施舍，但这些善行背后的观念可能已经不适合今日的慈善事业。过去，国人常将施舍等善行同个人德行或“功德”相联系，所谓“荫功积德”，修个好名声或好来世。然而，在现代慈善概念中，一个人之所以行善，不是简单地出于个人做好事的动机，而是个人承担对他人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不是分外的德行，而是个人自我强加的义务，是现代公民在公共生活中主体地位的体现。从个人美德到公共责任的转变，使慈善成为了一种“平常行为”，捐与不捐，捐多少，不但取决于一个人的能力，也取决于一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这才有了西方广为流传的“多余的财富就像多余的体重一样，都是罪恶”；“带着巨额财富离开这个世界，是一种罪恶”等名言，才有了美国巨富反对取消遗产税的“悖谬”举动。财富意味着责任，巨大的财富代表着巨大的责任，慈善就是履行责任的方式，这样的观念才是现代慈善观念，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的行为才是现代慈善行为。反过来，正因为慈善是责任，所以才能在一些慈善事业发展良好的社会看到“悄悄的慈善”，而没见到对巨额捐赠的道德溢美之词。把慈善提到过高的道德水平，反映的不是慈善文化的先进和成熟，而是滞后和幼稚。最有能力做善事的是富人，而在贫富分化的背景下，给富人过高的道德地位，有可能导致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和道义资源都向部分人集中，从而不利于社会的平衡。以平常心看待慈善，是重建中国慈善文化需要确立的一种观念和心态。公民把慈善当作个人的义务，这是一个社会的慈善文化被个人内化的结果，这种内化应该是一个柔性的过程，而不能是一个强制过程。这就是说，社会可以形成一种舆论氛围，倡导慈善和捐赠，但不能以任何一种方式，从行政摊派到强讨硬索，逼迫个人捐赠。公民在捐出自己的钱物时，从法律意义上说，是在自主行使对自己合法财产的支配权，这种权利不受他人的干预。捐赠之成为善，就在于它是发自个人内心的，是一种自由意志的主张，因为一切善都必须是自由的，是对最高道德指令的内在服从。所以，现代慈善文化虽然不突出善行的个人德行性质，但仍然捍卫慈善作为德行所要求的自主和自由，不仅尊重个人捐或不捐的自由，更从体制上保证了个人捐赠用于其所愿意的对象或场合。现代慈善组织承担着向捐赠者详细说明捐赠款或捐赠物使用情况和效果的责任。这种透明的慈善保证了慈善不会成为欺诈的牺牲品，保证了慈善不会助长欺诈泛滥所带来的伪善盛行。创造各种必要的条件，切实地保证捐赠者的权利，让他们的良好意愿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也是中国今天重建慈善文化时需要通过制度来加以体现的一项原则。慈善文化是一个综合体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真正关心中国慈善事业的人可以从一些当前最为迫切的地方做起，只要大家一起努力，中国国民的慈善观念和慈善行为都会走向成熟，悠久的慈善传统定能绽放出文化新芽。

6. 慈善的慈善事业

世界史述写着从希腊、罗马时代起社会助的传统；美国史述说着这种传统随移民带到美洲的史实。美国的慈善事业于独立战争后空前兴盛，如组织美国反奴协会，提供纽约劳工受教育的机会，创立儿童救助协会，成立全美收容所、医院、文化组织等；二战后，个人捐赠免税入法，富豪纷纷热心于慈善事业。如洛克菲勒家族四代连续捐款超10亿美元；比尔·盖茨为慈善事业已投入 260 亿美元，占全部财产的 54% ，甚至早早立下遗嘱：死后 99% 的财富捐献给慈善事业。中国的慈善事业，同样有着自己悠久的传统。汉唐寺院济贫、赈灾、医疗、戒残杀的长盛不衰；宋代养老扶幼事业的勃兴；元医疗救助的兴起；明清民间慈善群体在中国慈善史上首屈一指 。更有当今国门开放以来，涌现出一批批社会贤达、名流、企业家、离退休干部为水灾、为贫困大中小学生、为艾滋病、白内障的贫困患者，默默从事的慈善救助。统计表明，至少一半的富豪要求对其捐款事实及数额“保密”。只是眼下先富起来的人们对社会的回报难如人意。中华慈善总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其获捐赠的 70% 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国内富豪的捐赠 15% 还不到。 2009年被选入各种“慈善家排行榜”的 135 个名人，共捐款 9.85 亿元人民币，约合 1 亿多美元，资产总额超过千万美元的中国企业有过捐赠行为的比例却不到 1% 。 而 2000 至 2004 年美国 50 名最大的慈善家捐款总额 650 亿美元，平均每年约 130 亿美元。两国虽无多大可比性，但是否也反映出其社会责任感与公益心方面的差距呢？眼下国内慈善组织数量的缺少，动员社会资源能力的有限，政府税收鼓励政策的滞后，慈善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慈善组织的公信力的缺乏， 已成为制约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障碍，这些问题是否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所反映的“慈善观”，有着某种关联呢？慈善事业既是经济事业发展的晴雨表，也是调节贫富差别的平衡器。通过市场实现收入的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实行收入的第二次分配；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个人出于自愿将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社会，乃是不可小觑的第三次收入分配。它有助于缩小两极分化，减弱“仇富”心理，有利于社会的和谐。我们是否应当像看重劳模、看重各类专家一样看重“慈善家”？

7. 慈善事业的社会状况

慈善事业是一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状况。纵观中国慈善史，从中可窥中国社会之一斑。具体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中国古代没有西方福利国家的传统。官方的一些带有慈善福利性质的政策和活动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而不是把她当作一项社会事业，而且这些政策和活动都是因人而兴，因人而废。民间的慈善活动也是出于人性中固有的道德怜悯之心。二、中国古代两性地位非常的不平等。汉唐之时，由于男子赋役、徭役繁苛，而男儿长大后需析分家产，易使家道陷入窘境，故溺男婴之风盛行；明清两朝，受男尊女卑、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故溺女婴之风又炽。三、传统的道德观念的瓦解。从明代养济院看，胥吏的贪污舞弊是一个突出的现象。而清帝屡颁政令以推行养济院这项恤老慈善事业，而且管理制度愈来愈严明，不断加强对胥吏舞弊贪污行为的防范，而这恰是从反面说明了此时养济院的积弊已深，在运营过程中所滋生的腐败现象已属十分普遍，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也反映了传统道德观念的滑坡。四、社会阶级的变化。在明清以前，商贾在慈善事业中的地位是不突出的，但是在明清时期，商人在社会慈善活动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这反映了商贾社会地位的提高。四民之“末”的商贾社会地位的提高，也反映了儒生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的统治地位日益动摇。从中国古代的慈善事业中，我们还可以管窥到中国古代社会贫富悬殊现象以及诸如婚葬等社会习俗。总之，王安迟认为：慈善事业是一个绚丽的万花筒，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发掘。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2016全国两会期间，通过问卷网对2003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0.6%的受访者感到我国慈善事业透明度不够高。60.6%的受访者认为，建立一部系统完整的慈善法对慈善事业加以规范，是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关键。

8. 中国式慈善的中国式慈善-中国慈善现状

 在中国，很多本来是制度层面的问题往往被消解为道德问题，因而长年累月得不到解决，因为道德问题是不可控的。慈善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如此：某些个人和团体的道德败坏是很难完全避免的，所以在义愤填膺地谴责之后，贪污和挪用却屡禁不绝。如果身处一个不要监督、没有竞争，只讲“良心”、只讲“思想教育”，只讲“自我批评”和“自我监督”的环境，将没有任何机制可以防范如此勾当的发生；换句话说，这种行为的出现将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中国大陆的慈善事业有着悠久的传统。汉唐寺院济贫、赈灾、医疗、戒残杀的长盛不衰；宋代养老扶幼事业的勃兴；元医疗救助的兴起；明清民间慈善群体在中国慈善史上也首屈一指。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孕育了大量弘扬慈善精神的经典篇章。1949年之后，原来的救灾、扶贫等一些社会福利性工作，基本上是由民政系统的各部门在做，社会慈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基本上属于空白。到了19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为了和国际接轨，国内相继成立了一些非营利性的慈善机构。这些机构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空缺。其中一个最大的瓶颈，就是目前国家慈善事业的垄断机制。慈善机构门槛太高，审批手续（政府部门主管）和注册原始基金（公募与私募基金会分别为800万与200万）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目前，中国内地正式注册的慈善基金会只有几百家，而只有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等7家慈善机构是捐赠全额免税的慈善组织。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慈善机构获得了政府的特别许可，有权开出能得到政府财政部门认可的捐赠证明，因此捐赠者的选择范围非常狭小。这显然很难适应活跃的公民社会。 绝对权力绝对产生腐败，这句话不但适用于政治领域、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公益领域。慈善通道不够透明，让人们无法追踪每一笔款物的流向；慈善组织没有独立法人的地位，无法承担独立的民事责任，无法追究其民事诉讼责任；慈善机构必须要有主管单位，这使得其容易受到上级主管者的干预，不排除会出现行政指令挪用款项的现象。2007年，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副主任邸杰，因职务侵占、贪污、受贿等被朝阳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2004年，审计署在对红十字总会进行审计时发现，2003年至2004年，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将财政部拨付的用于检测项目的彩票公益金购置小轿车、旅行车63.31万元，列支办公用房租金59.61万元；2003年至2004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未经批准向有关单位收取使用红十字标志挂牌费、管理费80.73万元；2000年至2004年，所属机关服务中心在赈灾物资采购中向供货单位收取“服务费”778.93万元，且未纳入财务账内统一核算，形成账外账；2003年至2004年，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向白血病患者收取“检索相合费”和“管理服务费”81.99万元。 目前很多慈善机构不乐意把自己的账目公布，因为一公布便有问题存在。比如说工作做得不是很多，但是雇了很多人，花在工资、房租、水电上的钱很多。这样一来，别人就不愿意给他们捐钱，而国家也没有规定慈善机构一定要公布账目。在国内的慈善机构里，有提取不到10%管理费的，也有高达60%多的，但在年检时，后者一样过，并无分别。慈善机构是没有利润的，而做事是需要成本的，所以重点不在于提取多少管理费，而是这些钱用在了什么地方，是否透明公开。国内的情况是，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等机构，一方面按照公务员管理，有政府划拨的经费，另一方面又提取管理费，而且不对外公布账目，人们自然会有不满。汶川地震后，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开始注重透明度，因为“公众意识已对慈善体制构成有效监督”。以往，几乎“垄断”着慈善界的几家“龙头”基金，往往只公布“收”，不公布“支”。而此次，针对西南大旱捐赠，中国红基会在自己的网站上分批公布了已拨出的超过2000万元捐赠的使用方向，并特别注明“受助对象在领取时，要严格履行登记、签字手续”，以便“进行网上公示和向捐方反馈”。 汶川大地震后很多人带着一腔热血和大量物资来到四川，却发现有力使不上，不得要领，不知道如何和官方以及其他组织进行协作和对接。这就牵涉如何对慈善事业进行协调和管理的问题。提起慈善，人们往往想起的是扶危救困、善良和同情心，很少意识到做好事也需要效率和管理，也需要专业知识和高素质的人才。在西方发达国家，公益组织的运作是具有相当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其复杂程度丝毫不亚于商业公司，同样也追求“投资回报率”。因此在西方，将商业领域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引入慈善事业，摆脱以往的“施舍性质的济贫院方式”，以投资来解决根本问题，进而凸显自由、个人价值以及企业精神早已深入人心。哈佛商学院的管理学大师迈克·波特认为，由于管理不善或者花钱不善，人类浪费的善款不下数十亿美元，很多慈善活动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为了改变这种现象，波特认为慈善活动应该向商业活动学习，很多慈善家已经在谈论“投资”、“风险慈善”、“市场导向”等术语，这些词原本属于商业领域的概念。只有引进这些概念，慈善才会变得更为有效。因此，很多成熟健全的非营利组织，其运作与商业组织无异，甚至也会开展一些“赚钱”的经营活动。2004年盖茨基金会就被中国证监会批准成为中国股市的合格境外投资者，或许盖茨基金会现在已经持有了多家中国公司的A股股票。但是它的赚钱和盈利组织的本质区别在于：所获得的收益必须被运用于公益的用途，而不是用于投资者的分红。而盖茨基金会的CEO帕蒂，过去是微软的一员大将，负责2000多人的互动媒体部门的运作。而在中国，官方慈善机构往往成为官员退休之后的安置场所，很少有人意识到对慈善进行有效管理以及培训、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国内的慈善机构应该从此次捐款中看到效率和专业化对于“做好事”的重要性，改变过去只凭一腔热情就能做慈善的刻板印象。显然，花钱和赚钱一样需要智慧和能力，慈善是一门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