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信托的慈善信托分类

1. 慈善信托的慈善信托分类

慈善信托基本上有四类：济贫信托推广宗教信托推广教育信托惠及社会的其它用途信托

2. 信托公司的运作成本

相较于银行贷款，信托融资条件更为宽松，不过成本并不小。房企主要通过非标融资中的房地产信托融资获取非银贷款，其利率通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高。
*ST新光最为典型，信托融资成本跨度极大。半年报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ST新光的信托融资余额为22.80亿元，融资成本区间为3.36%至24%，融资期限在两年及以下。此外，公司曾两次向某头部信托公司借款合计4.50亿元，合同利率为9%，两笔贷款于2018年9月份逾期未还，已处于司法执行中。截至今年6月末，上述借款的逾期利率高达24%。
虽然24%的利率尚属个例，但总体上房企的信托融资成本也着实不低。相关数据显示，15家上市房企中有7家信托融资成本均超10%。从平均融资成本来看，4家房企在10%-11%之间；从融资成本区间来看，*ST新光等3家融资成本最高达到10%以上。
“实际上，相较于前几年，房企的信托融资成本有所下降。”用益信托研究员帅国让表示，目【摘要】
信托公司的运作成本【提问】
相较于银行贷款，信托融资条件更为宽松，不过成本并不小。房企主要通过非标融资中的房地产信托融资获取非银贷款，其利率通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高。
*ST新光最为典型，信托融资成本跨度极大。半年报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ST新光的信托融资余额为22.80亿元，融资成本区间为3.36%至24%，融资期限在两年及以下。此外，公司曾两次向某头部信托公司借款合计4.50亿元，合同利率为9%，两笔贷款于2018年9月份逾期未还，已处于司法执行中。截至今年6月末，上述借款的逾期利率高达24%。
虽然24%的利率尚属个例，但总体上房企的信托融资成本也着实不低。相关数据显示，15家上市房企中有7家信托融资成本均超10%。从平均融资成本来看，4家房企在10%-11%之间；从融资成本区间来看，*ST新光等3家融资成本最高达到10%以上。
“实际上，相较于前几年，房企的信托融资成本有所下降。”用益信托研究员帅国让表示，目【回答】

3. 慈善信托新鲜出炉，都有哪些优劣势

（一）有效保证慈善信托财产安全      

信托制度的独特优势可以将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分割为名义上的所有权和实质上的所有权，使得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固有财产，这一点是公益法人和非法人社团所无法比拟的。慈善信托一般为不可撤销信托，委托人一旦设置慈善信托，信托财产即从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自有财产中分离出来。一方面委托人当即丧失其对该财产的权利，另一方面受托人的任何经济纠纷乃至破产都不会影响财产的存在和使用，使得信托财产得以与委托人及受托人各自的债权人实现有效隔离。

（二）结构简单，操作灵活      

相较与公益法人，慈善信托在设立和管理上更为简单、操作更为灵活、形式更为多样。第一，慈善信托在设立上比较容易，仅须经特定主管机关许可，受托人要求比较宽泛。第二，慈善信托不属于法人，没有常设机构，具体运营由受托机构负责，无需支付额外成本。第三，慈善信托比较弹性，没有存续期限的限制，可以提供较为弹性的选择。由于慈善信托的委托人追求的是公益目的而非投资回报，因此不应按照现有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包括不适用禁止利用媒体进行宣传的限制，不适用合格投资者的规定，不适用对自然人委托人的人数限制，不适用对机构委托人的委托金额起点的限制，不适用对信托合同面签和双录的要求，而应该鼓励信托公司和慈善组织进行广泛宣传，面向广大人群，不限金额、不限次数、不限人数、不限时间、不限地点地募集慈善信托资金。这一点正好与互联网金融所固有的分散、小额、多笔、远程、随时、随地等特点相契合，因此，慈善信托有望成为互联网信托的试验田。

（三）对受益人提供特殊的制度保护     

信托监察人是对慈善信托受托人的活动进行监督的人，其行为目的是为了保护受益人之利益。信托监察人是慈善信托的特有制度，因为慈善信托的受益人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在慈善信托设定之前并不确定，因此，要让不特定且不确定的广大受益人直接行使信托法赋予受益人监督信托之权利，在操作上不可行;而仅依赖委托人来监督来保护慈善信托受益人的利益，在法律上亦不足够。因此，信托监察人之设计正是针对慈善信托的特点，以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方式对慈善信托进行有效监督。

4. 慈善信托知多少

看门狗财富为您解答。
随着《慈善法》的落地，信托行业开始着力进行慈善信托产品的发展。慈善信托和慈善捐赠都是为了慈善目的而将财产所有权转移出去，用于开展慈善事业，慈善捐赠财产、慈善信托财产都只能用于慈善目的。
慈善信托区别于其他民事、商事信托的根本在于其慈善目的，慈善捐赠区别于其他赠予的根本也在于慈善目的。但是，慈善信托与慈善捐赠又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造成了两者的很多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法律关系不同
信托法律关系是由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方当事人构成，这三方即为我国 《信托法》 第四章所称的信托当事人。慈善信托的特点是设立时受益人不是特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慈善信托当事人缺少受益人，受益人在慈善信托的运行过程中可予以确定，所以慈善信托仍然是三方当事人形成的信托法律关系。
慈善捐赠属于赠与合同，是一种合同法律关系。合同的受赠方既可以是慈善组织，也可以是直接受益人，慈善捐赠只涉及两方当事人。
设立形式不同
慈善信托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设立。《慈善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设立慈善信托、确定受托人和监察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而慈善捐赠作为赠与行为的一种，可以采用书面或者口头以及其他形式进行。
《慈善法》并未要求慈善捐赠必须签订书面捐赠协议，而只是规定慈善组织接受捐赠时，捐赠人要求签订书面捐赠协议的，慈善组织应当与捐赠人签订书面捐赠协议。
财产独立性不同
在慈善信托中，虽然受托人在法律上是该财产的所有权者，但是信托财产是独立于受托人的自有财产和受托人管理的其他财产的。
而在慈善捐赠中，将财产捐赠出去后，财产所有权将完全转移给受赠人，成为受赠人的固有财产。
当事人权利不同
慈善信托可充分体现委托人的意思，法律上对于受托人的义务具有明确规定，而且《慈善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慈善信托的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或者难以履行职责的，委托人拥有变更受托人的权力。委托人还可以选择设置信托监察人，对受托人管理运用慈善信托财产的情况进行监督，防止善款被滥用。
在慈善捐赠中，捐赠人虽然可以通过书面的捐赠协议对捐赠财产的种类、数量、用途、交付时间等内容进行约定，但是在捐赠行为发生后，捐赠人对于受赠人是否按照约定使用慈善捐赠财产只拥有监督权和有限的制约手段。
相比于进行慈善捐赠，在善款使用方面，设立慈善信托可以更好地体现和实现委托人的意愿。
受益人不同
慈善捐赠的受益人可以是不特定的，也可以是特定的。
而慈善信托在设立时，只对受益人的范围和筛选条件进行约定，受益人是不特定的，具有不特定性。
税收政策不同
慈善捐赠享有税收优惠，捐赠人向慈善组织捐赠时，慈善组织可向捐赠人开具捐赠票据，捐赠人可以据此申请税收的优惠待遇。
而《慈善法》中尚未对委托人设立慈善信托享有的税收优惠进行明确规定。
相比于慈善捐赠，慈善信托拥有自身很多制度上的优势，发展慈善信托可为社会公众提供一种新的选择项，可以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到慈善事业的发展中来，引导社会资源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5. 慈善信托的什么是慈善信托

但衡平法规则通常将慈善信托分为救济贫穷的信托，促进教育的信托，发展宗教的信托和其他造福于社会的信托四大类。英美信托法中所称的“慈善事业”实际上与“社会公益”没有性质的差别，两者所适用的法律规则也完全等同，故学理上通常视慈善信托与公益信托为同义语。按照英美判例上规则的解释，法律上的“慈善事业”具有不同于其字面含义的特定内容：某些含有营利性意图和不以社会公众为受益人的信托却可归入慈善信托分类，而某些基于慈善性目的而设立的信托并不属于慈善信托；因此对慈善信托或公益信托的理解应以立法和判断规则的列举为准。大陆法国家的信托法典没有统一的公益信托概念，以避免概念混用，它一般包括基于祭祀、宗教、慈善、学术、体育或其他类似目的而设立的信托。就大部份类型的信托来说，受益人必定是人类。慈善信托及特定用途信托(见下文)均属例外。信托如要符合慈善信托的资格，必须具有慈善性质，并对公众有充份利得财富的利益。财产授予人必须清楚表明有意将财产用作慈善用途。财产授予人毋须指明慈善项目，因为这可留交受托人酌情决定。慈善信托的主要优点，是信托收益在慈善团体手中是毋须课税的。

6. 慈善信托存在哪些问题？

目前慈善信托的几个特点让我们感受到离这个距离有点远。我们会看到受托人有大量的信托公司，慈善组织很少，或者只作为双受托人之一。有些慈善组织的加入是作为慈善信托的项目执行人或受益人，或作为一个管道实现免税功能，因为慈善信托按照当下的税法，还不能享受公益捐赠抵扣的优惠，慈善组织的存在成了寻求税收利益的必然选择。慈善信托从本意上来讲应该就是免税的。又比如说慈善信托财产规模比较小，所有的慈善信托资金加在一起都不如一个集合信托计划，可能品牌效应对信托公司来讲大于公益效应。再者慈善信托的期限都是以固定期限为主，财产种类是货币为主，现在市场上仅仅是有一单的是股权形式，接下来还有几单的出现还在观望中。以上问题的出现不仅仅是在业界，更重要的是在政策的不明朗，或者有些政策存在大的误区。

根据我国《慈善法》规定，慈善信托有三种意义的信托，第一种就是民事信托，只不过确定目的是慈善，既不备案，也不要税收优惠。这种信托可以看成是类慈善信托，但不具有规范意义，甚至不能以慈善信托的名义去活动。第二种是备案形式，可以获得慈善信托的名义，但是尚未获得免税资格。现在所有的慈善信托都应该属于第二类。第三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慈善信托，就是按照法律程序设立，并因此通过了公益性检测获得免税待遇，这种信托才是我们要研究的，甚至是我们大力发展的、真正规范意义上的慈善信托。
监管的误区是亟待理清的，重申真正的慈善信托的规范意义是什么，慈善信托到底是一个行为还是一个制度，或是一个组织。我为什么讲这个问题？我们把慈善信托看成组织体的时候，我们在对税收方式的设计中会更加理直气壮，本身也可以一般向慈善组织那样向公众公开募捐。但是如果将慈善信托看作是一个行为制度，那么这些问题就比较困难了。而且从目前的监管来看有很大的问题，监管部门大量依赖商业信托的监管路径，没有意识到慈善信托的特殊性，因此会讨论一些问题，比如集合资金计划能不能用于慈善目的，公募能不能发起慈善信托等，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伪问题。

实际上真正具有挑战的是，在一个慈善信托未设立前，信托公司能不能成为慈善认可的募捐主体，目前看法律方面的空间还没有打开。还有对慈善信托产品的登记，登记是为了让非标产品能够标准化转让，但是慈善信托不存在收益权，登记是没有意义的。还有在新的《慈善信托管理办法》里讲累积风险、资本，风险资金被认为是特殊政策，其实不是，从慈善信托性质而言，本身就不应该提这两项。
我列举那么多途径，对于所有愿意去付出自己资源的财富拥有者，不管他有多富，或仅仅是一个中产阶级、工薪阶层，都可以找到自己所需要的、适合的、符合他意义的途径。这时候要听听专业的咨询意见或慈善建议，即慈善不是财产的简单搬用，也不是对社会问题的治标不治本。真正专业的慈善是会让你感受到，做好慈善比做好公司还难。败坏人心的慷慨比冷漠的吝啬更可怕。如果扶贫的结果导致很多贫困人群形成依赖性并丧失自我发展的能力时，你不是救助他，而是败坏他。

商业能解决社会问题，而慈善是起步于商业止步之处，就是说商业无法解决的问题才是慈善大有作为的空间。讲究公益绩效是对的，但是仅仅关注公益绩效而忽视过程的慈善就犯了大忌，因为过程与目的不相吻合。
最后我以十三世纪波斯诗人的一句诗来结束今天的发言，“所有的人类都来自于同一躯体，最初是来自共同的精髓。如果时光用痛苦折磨一条手臂，那么另一条手臂也甭想安然休息。”

7. 什么是公益信托或慈善信托

看门狗财富为您解答。
慈善信托作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新型方式和重要载体，慈善法中将“慈善信托”作为重点，专章列入。据了解，慈善信托具有独立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等特征，可以满足财富总量大、类型复杂、传承周期长的慈善信托委托人在风险隔离、利益分配、信息保密和连续稳定等方面的特殊要求，对于鼓励社会力量尤其是先富阶层长期持续地参与慈善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8. 公益信托的现状问题

 在中国，个人或者组织要从事公益事业，有以下几种组织形式可供选择。一者，社会团体法人。1998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是基于公民结社自由权的社团。二者，基金会。2004年以前，基金会是作为社会团体法人存在的。但自1998《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将社会团体定义为成员制的社团后，基金会已经无法在逻辑上成为社会团体的一种类型。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将基金会定义为“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法人。”可谓正本清源。三者，民办非企业单位。[70]1996年，中央从完善我国社会组织管理格局的角度出发，决定把民办事业单位交由民政部门进行统一归口登记，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1998年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凳记管理暂行条例》中第一次从法律上确立了这一组织形式。社团法人是一种以成员为特征的非营利组织，这与公益信托有本质上的区别。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例如民办学校、私营医院等。与此不同的是，公益信托并不要求一定得从事社会服务活动，大部分是为社会公益事业直接提供资金支持。我国《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企业法人四种类型，尚不存在财团法人之说，也就没有相对应的制度。但是葛云松先生在比较了我国基金会与法人型民办非企业单位与国外财团法人之后，得出结论：“我国的基金会与民法非企业单位法人制度与同外的财团法人制度的确存在一些差异。[71]但是除了在若干问题上范围较窄、若干细节规定上有些区别或者缺乏规定外，并没有根本性的不同。”[72]可以将我国的基金会和法人型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制度上的整合，建构起我国的财团法人制度。关于公益信托与财团法人之间的一般区别，本文在前面已经有所涉及，不再赘述。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基金会在筹建资金，从事社会公益活动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以青少年基金会为例，仅希望工程一项在短短十余年间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18．4亿元，使229万名儿童重返校园，建起了7800多所希望小学，被誉为“中国非营利组织公益组织品牌”。但是纵观法律规定，我们发现：一者，在我国设立基金会的条件比较苛刻，主要体现在资金要求上，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得低于400万元人民币；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得低于200万元人民币。公益信托没有起始资金的限制，只要求有确定的信托财产即可，更有利于吸纳社会上闲散资金从事公益事业。另外，基金会的设立程序比较繁琐。二者，在运行成本上，基金会要求配备专职人员（包括理事、监事、秘书长等），确定固定住所，而公益信托的具体运营由受托人来进行，除此之外，只需要设立信托监察人即可。三者，基金会在实现资产保值、增值方面有诸多限制。《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条明确基金会是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的“非营利法人”。第28条没有具体规定基金会所能从事的营利活动，而只是原则性地规定，基金会应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合法要求”是指基金会必须符合以下规定：1990年8月的人民银行总行颁发的《基金会稽核暂行规定》要求各地对基金会“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如直接投资、经商办厂、借贷资金等”进行检查纠正。1995年4月人民银行总行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基金会管理的通知》中要求“凡经营管理企业及其他营利性经济实体的基金会，要限期清理并作出适当处置”；而且“基金会基金的保值及增值必须委托金融机构进行。”同时根据基金会条例第29条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金额的8%。这些强制性比例的规定从一定意义上是为了促使基金会实现发展公益事业的宗旨，确保对公益事业的投入。但是这样规定的缺陷在于缺乏可操作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基金会投资行为受到极大限制。所以，即使我们已经有社会团体法人、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三种模式供民众选择以从事公益事业，但是依然无法满足所有的需要。信托法中对公益信托的规定无疑是另外一种选择途径。 尽管诚如本文开篇所言，截至2008年5月，我国尚无公益信托的成功尝试。汶川地震之后，“西安信托5．12抗震救灾公益信托计划”以公益信托方式推进灾区的教育事业，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公益信托在我国的尝试。但是在实践中存在不少公益信托的雏形：1．在一些基金会内部设立公益基金例如在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设有中国青基会公益纪念基金。该基金以长期资助青少年发展事业为宗旨，接受捐赠人的捐赠，捐赠人获得基金的命名权。共分为四种类型：创始基金、专项基金、遗产基金和公共基金。还有类似“希望工程——金龙鱼农民工助学基金”、“濮存昕爱心公益基金”等专项公益基金。在红十字会下设立的“李连杰壹基金”也是一个典型个案。2．我国存在大量的公益基金，例如教育基金、扶贫基金、助残基金、劳保基金、医疗保险基金、养老基金等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基金大多被各主管部门分割控制。而且主管部门大多为国家行政机关，缺乏必要的资金运作经验、技术和专业人才，无法实现专业管理和专家理财，资金运作行政色彩浓厚，不接受严格的金融监管，资金运作效率低下，甚至被挪用、盗用，无法实现基金预定的保值增值和安全的目标。3．各大院校所设立的各种奖学金、助学金、科研基金等这类奖（助）学金、奖教金和专项课题研究基金大多为社会公众向高校捐赠设立。一般设立在各高校的校友会之下，设有一定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机关。例如北京大学制定的《北京大学设立奖学金的管理规定》中就有如此规定。4．在特定情况下筹款设立的特定账号例如同一届的毕业生、或者同乡等为了某一特定目的（例如为了相互帮助，尤其是救助遭遇不幸的同学的目的）而设立一个账号；或者为某个重症病人专门设立的账号等。这可能是管理最为松散的一种形式。这些情形的存在无疑表明了现实的一种需要。但是这些“公益基金”无不存在管理和运营上的问题。为什么不能依照信托法中的相关规定来进行规制呢？原因主要在于：第一，信托法中规定了公益信托的原则和一般规则，但是却没有明确相关事项，导致法律规定缺乏操作性而难以适用。按照信托法的规定，公益信托管理中很多事项，例如公益信托的设立和确定、公益信托受托人的辞任、受托人的变更、公益信托的检查、公益信托目的的变更、公益信托的终止等都需要管理机构的批准和监督；[79]但目前尚未确定究竟由哪个政府部门作为公益事业管理机构，致使公益信托的设立和管理无从谈起。第二，国家没有为公益信托提供税收优惠政策。信托法第61条只作了原则性规定：“国家鼓励发展公益信托。”但是具体鼓励发展公益信托的措施，例如税收措施还没有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个人和组织设立公益信托的积极性。[80]当然民众对于信托的陌生感也是原因之一。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公益信托制度值得在实践中进行尝试和推广。根据前文分析，信托制度（包括公益信托制度）引入大陆法系，尽管存在一定的理论争议，但是并不构成障碍，而且公益信托制度在发展公益事业方面所存在的功能上的不可替代性，符合我国现实需要。同时，信托制度在中国已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实践，积累了有益的经验；而且正如前文所述，现实中所存在的公益信托的雏形也为公益信托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再者，理论界对此领域的研究也日益增多，相关立法和配套制度也在紧张制定之中，而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对于这一制度的成功移植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