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才中学的陶行知与育才

1. 育才中学的陶行知与育才

陶行知，原名文浚，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黄潭源村，起初因相信中国古代哲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改名为知行，后来认识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道理，再次改名为行知。1914年举债远赴美国留学，先在依利诺大学学市政，获政治硕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1917年回国，先后创办晓庄师范(1927年初，南京)，开展“科学下嫁”活动（1931春），创办山海工学团（1932年10月，上海），以国民外交使节身份出访欧美亚非26个国家，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世界反法西斯侵略大会等（1936年7月至1938年8月）。在创办晓庄师范的过程中，陶先生逐步形成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在创办育才学校的过程中，生活教育理论逐渐走向成熟。1939年陶先生来到重庆，7月20日在合川草街镇凤凰山上创办了育才学校。他从各个保育院收留的十五省流亡到后方的难童中，择优录取了具有特殊才能的六至十五岁的孩子150多人入学，培养抗战建国人才。他因材施教，既重视普修课又重视特休课，他尤其注重给学生以特殊才能的教育，鼓励学生创造性的学习，使学生对人生各方面的关系和宇宙人类的历史发展取得更多的知识，要求学生在集体生活中培养集体主义精神，鼓励师生共同创造健康之堡垒、艺术之环境、生活之园地、学术之气候和真善美之人格。陶先生要求育才学校的老师“要为整个民族利益来造就人才，要引导学生们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结起来做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团结起来做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团结起来做反抗侵略的小战士”，明确指出育才学校不是培养“人上人”，而是培养“人中人”，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还要回到老百姓中去。陶先生在育才设立了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等6个组，并亲自选聘了当时聚在陪都的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到育才任教，如著名诗人艾青、音乐家贺绿汀、历史学家翦伯赞、戏剧家章泯、美术家陈烟桥、张望、舞蹈家戴爱莲等。学校的创办得到了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重视和支持。周恩来同志曾亲自到育才看望全校师生，并题词“一代胜似一代”。育才成为重庆当时最具活力的学校。继承、发展、创造——育才的永恒主题六十余年风云变幻，六十余年不懈发展。建国之初，学校迁移到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育才中学。如今的育才人，遵循着“继承、发展、创造”的教育主题，秉承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追寻着我们的教育之梦！

2. 陶行知个人介绍

生于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六日）安徽歙县的一个清苦农家。他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
  当陶行知1914年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在南京金陵大学文科毕业后，便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最初攻读市政，后来觉得没有真正的大众教育，就不能有真正的新共和，于是便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攻教育，期望通过教育来救国救民。

  当陶行知于1917年学成归国的时候，正值国内发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陶行知满怀热情地在这场运动中奔走呼号，积极提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为此，他一方面介绍西方的教育理论，另一方面也反对盲目"仪型他国"，提出要以科学方法进行教育改革和创新，为实现中国教育的普及化和近代化踏出一条新路。

  最初，陶行知以主要精力从事平民教育。这期间他深切感到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他说："中国以农立国，住在乡村的人占全国人口85％。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要想普及教育，就必须使平民教育下乡，开展乡村教育运动。

  但是，开展乡村教育决非易事，它需要有一批有志之士全心全意地为之奋斗。因此，陶行知号召人们加入这个运动，"一心一意地为中国乡村开创一个新生命。"他还立下宏愿，要排除各种困难，筹措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他为了建立一支合格的乡村师资队伍，1926年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一起筹建乡村师范学校，校址选在南京远郊偏僻荒凉的晓庄（原名小庄）。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由陶行知亲自担任校长。

晓庄师范诞生于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炮火声中。在晓庄师范，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同劳动、同生活，共同探索中国教育的新路。也就是在晓庄师范，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晓庄师范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开荒，自己建茅屋，做什么事，就读什么书，还走出校门参加村里的农协会和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这样就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及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其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实际才干和创新能力，把学生培养成有农夫的身手，有科学的头脑，有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教师。由于生活教育理论基本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在当前我国进行的教育改革中仍然可以作为借鉴。

1932年，陶行知通过总结晓庄师范的经验，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工学团。工学团是一个社会教育组织，它既是学校，又是工厂，也是一个小社会。它制定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宗旨，招收当地农民子弟入团，上午学习文化知识，下午参加生产劳动。晚上由儿童团员请当地农友到工学团办的茶园里谈论天下大事，还由儿童团员讲故事，当小先生。后来这种"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在全国的二十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抗日救国新高潮的到来。这时候，陶行知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参与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还与宋庆龄、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7月，他受救国会的委任，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二十六国，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救国斗争。出国前夕途经香港时，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个宣言震动国内外，对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支持。

抗战开始后，陶行知发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因为陷于贫困和屈辱的境地得不到培养的机会。在周恩来和许多共产党员的支持下，1939年7月他创办了育才学校。这所学校设在重庆附近，学生都是择优选拔的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学校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对学生因材施教。他们不仅教学生学习文化课，而且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专业基础知识教育和革命的思想教育，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把生活教育的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使育才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株奇葩。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斗争。他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成了一座民主革命的堡垒，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向青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发表了《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民主教育之普及》、《社会大学运动》等文章，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推行的法西斯教育，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这就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教育。

1946年4月，陶行知来到上海，继续奋不顾身地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并为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和育才学校的迁址问题多方奔波。不久，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传来，陶行知异常激愤，他到处演讲，发出了"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呼号。后来听说国民党特务已经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他无所畏惧，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准备，仍然一次次发出正义的呐喊，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7月25日，陶行知因为劳累过度和受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

陶行知逝世后，全国开展了广泛的悼念活动。今天人们仍在研究他的思想，学习他的品德。目前，已经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他的著作也被辑为《陶行知全集》出版，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专著和论文已大量涌现。事实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已经成为建立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之一。陶行知贡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对我国的教育建设和教育改革是极好的参考。

3. 谁有陶行知的漫画?

近代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故事 


为一大事来 


陶行知是我国近代人民教育家。他有一句名言：“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他非常重视国民教育，认为“教育是共和国的保障”，因此，他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这一大事中来。 

1923年，他组织了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写《平民千字课》，奔波于全国十几个省市，致力于平民教育。他把《平民千字课》作为教材，送到平民百姓家里，劝家家户户都要识字读书。他活动的经费多数都是自己写书得的稿费。 

一次，他得到了1万多元稿费，拿回家锁在柜子里，承担着所有家务的妹妹看见了，问他：“家里有老有小，钱也不多，能不能留1/4给家里用？”陶行知想了想，温和地说：“我要去南京劳山脚下办晓庄师范，这钱要作为办学的经费。我们家虽穷，粗茶淡饭还能维持。中国34000万农民非但没有饭吃，更没有文化。用这钱去办学校，是为农民烧心香，是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你在家里省着点用，算是帮我去办大事吧！”妹妹理解了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1927年，陶行知办起了晓庄师范学校，开展乡村教育活动。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武力封闭了这所学校，还通缉陶行知。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劳工幼儿园”，继续推行中华普及教育运动。 

1939年7月，中国正是抗日战争时期。陶行知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为难童创办育才学校，在普修课外，为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开设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舞蹈等课，培育人才。这个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当时政治形势紧张，经济非常困难，为了把学校办下去，陶行知经常要为募集资金四处奔波，自己的生活也非常艰苦。 

盛夏的一天，学生高缨听说书店到了一些好书，想去看看。可是自己不认识路，就想请陶行知陪他一起去。他来到先生窗前，那情景使他吃了一惊：先生打着赤膊，脸上、身上流淌着汗水，正在伏案疾书。高缨不好意思地把自己的来意告诉先生，没想到陶行知很快地回答：“现在不成。”高缨失望了，他很奇怪，先生平时最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也最愿意帮助人，今天是怎么啦？陶行知好像看出了他的疑惑，手指着晾在窗外的衬衫说：“我很高兴陪你去书店，可是我的衬衫还没有干。过一个小时你再来，好吗？”高缨望着那还在滴水的白衬衫，心想：先生找借口吧？他说了一句“那就算了”，不高兴地回去了。 

过了一个小时，陶行知穿着还没干透的白衬衫，笑嘻嘻地来找高缨。高缨还躺在床上生闷气呢，见了先生，忙起身一起上街。后来，高缨还是想不通，就去问副校长马侣贤。马先生说：“大家都知道陶行知是个名人，可是有谁知道，他为了你们这些孩子，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坚持办学，他把自己的大衣和呢裤子都送到当铺去了，换来的几文钱解决了一天的菜金。夏天，他只有一件像样的衬衫，这也不稀奇呀！”高缨听着马先生的话，眼圈红了，他的耳边又响起了陶先生上课时讲过的话：“为了劳苦大众，我们吃草也干；为了受苦小孩，我们要饭也干！”他的眼前出现了陶先生和同学们一起喝稀饭，鼓励大家“勒紧裤带共度难关”的情景，他仿佛明白了：为了办学，先生舍得一切。 



拜人民为老师 



早在办晓庄师范学校的时候，陶行知就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等理论，教导师生们与劳动人民相结合，“教人民进步者，拜人民为老师”。 

一位朋友的夫人来看陶行知，说起她的孩子把一块新买的金表拆坏了，她非常生气，狠狠地揍了孩子一顿。陶行知听了，连连摇头说：“哎呀，你打掉了一个‘爱迪生’。”接着，他讲了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小时候喜欢做实验，被学校开除以后，在他母亲的引导下，逐渐成为发明家的故事。他又亲自到朋友家里，把那个小孩请出来，带他到修表店去看师傅修表。他们站在修表师傅身边，看着他把表拆开，把零件一个个浸在药水里，又看着他一个个装起来，再给机器加上油，用了一个多小时，花了一元六角钱修理费。陶行知深有感触地说：“钟表店是学校，修表师傅是老师，一元六角钱是学费，在钟表店看一个多小时是上课，自己拆了装，装了拆是实践。做父母的与其让孩子挨打，还不如付出一点学费，花一点功夫，培养孩子好问、好动的兴趣。这样，‘爱迪生’才不会被打跑、赶走。” 

山海工学团刚成立的时候，农民的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烧香拜佛的红庙成了教室，可是没有孩子们用的桌椅。上课的时候，同学们带来自己的凳子，有大有小，高低不一。一星期以后，学校请来了木匠师傅，他闷着头做凳子，一天能做好几个。陶行知走过来，看见木匠师傅满身是汗，就递给他一杯水，说：“我们不是请你来做凳子的。”木匠疑惑地望着陶行知：“那叫我来做什么？” 

“我们是请你来做‘先生’的。” 

“我可不识字。”木匠慌了。 

陶行知笑着说：“我是请你来指导学生做木工的。你如果教会一个人，就可得一份工钱。如果一个也没教会，那么就算你把凳子全做好了，还是一文工钱也得不到。”木匠显出为难的样子。陶行知亲切地说：“不要紧，你不识字我们教你。我们不会做木工，拜你为先生。我第一个向你学。”说着，陶行知拿起一把锯，对准木板上划好的线就“吭哧”“吭哧”地锯起来。 

第二天，广场上摆着木匠工具，老师带着孩子们来学做凳子。有个小朋友嘟囔着：“我们是来读书的，不是来做木匠的。”一个大人看见孩子拿起工具，不小心就很容易弄破手，也皱起眉直摇头。这时，陶行知笑着说：“我有一首诗读给大家听听：‘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你们看写得如何？”小朋友都拍手说好，那个大人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从此，每天孩子们都学做凳子，他们也当“小先生”，教木匠师傅认字。3个月后的一天，教室里的50个孩子，都坐着自己做的凳子。讲台上还有孩子们自己制作的杠杆、滑车等玩具和仪器。家长们挤在窗口、门外，信服地点头叫好。陶行知在讲台前，念起了一首刚写好的诗：“他是木匠，我是先生。先生学木匠，木匠学先生，哼哼哼，我哼成了先生木匠，哼哼哼，他哼成了木匠先生。”孩子们看看坐在他们身边一起听课的木匠，大家都笑了。 

姚文采是陶行知的同乡，陶行知请他到晓庄学校教生物课。第一次上课，陶行知就让他先把书本摆到一边去，要“随时教育、随地教育、随人教育”。姚老师教了10多年生物课，从来没有不带书本去上课的时候，他弄不懂陶行知是什么意思。傍晚，他看见陶先生与两个叫花子在亲热地交谈。陶先生和那两个人谈完话，就叫学生领他们去洗澡，然后告诉姚文采：“这是我从南京夫子庙请来的两位老师，来教大家捉蛇。晓庄附近有许多蛇，经常咬伤人，让蛇花子来教大家捉蛇，你看怎么样？”姚文采没说话。蛇花子开始为晓庄师生上生物课了，课堂就在山里。几天以后，最胆小的女孩子也敢捉蛇了，她们说：“只要击中要害，蛇并没有什么可怕呀！”大家还懂得了蛇没有脚为什么跑得快，蛇没有耳朵怎么听得见声音，以及蛇是老鼠的克星等知识。姚老师终于理解了陶先生的用心。他带领学生采集标本；把挖草药的老农请来教认草药；请种花木的花匠来教种植花木的方法；请中国科学社的专家来教怎样辨别生物科别及定学名。晓庄附近的花草树木都挂起了学名牌，生物课从此上得生动活泼。 

陶行知身为高等学府的教授、全国著名的教育家，却没有一点架子，时时注意拜普通的劳动人民为老师，他是我国千百万教师的楷模，更是知识分子最早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先驱。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陶行知教育师生有一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希望自己的学生除了在学业上不断进步，还要多学本领，追求真理，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 

在育才学校，学生们每天上午上文化课：语文、外语、数学、哲学。下午上专业课：文学、音乐、戏剧等，还要进行劳动、军事训练和社会调查，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有一段时间，有的学生厌烦了这样紧张的生活，在自习时间偷偷地打扑克。老师发现了，上前劝阻，他们还说这是“有劳有逸”。一天晚上，陶行知走过男生宿舍，顺便进去看看，正赶上有七八个男生在打扑克，玩得很带劲。陶行知没作声，站在旁边看着。一个同学突然发现了陶校长，急忙推旁边的同学，几个人慌忙放下扑克，羞愧地站起来，低着头等着挨批评。陶校长一句话也没说，沉默了一会儿就转身走了。 

第二天，陶校长在全校会上讲述了抗日战争形势后问：“抗日需要人才，将来建国需要人才，你们难道可以浪费自己的时间吗？你们有多少本领要学啊！我要你们自觉地把扑克牌交出来，像烧鸦片烟一样地把它烧掉！要知道，时光是最可宝贵的。”孩子们低着头，把一副副扑克牌放在台上，堆成一垛。陶校长用火柴点燃了牌，又温和地对孩子们说：“有人说‘有劳有逸’，‘逸’就只能玩扑克？你们可以练琴、写诗、作画，也可以打球、下棋……只有多学一点本领，将来才能建设国家。时光可贵，一去不回啊！”从此，学生们都珍惜时间，勤奋学习了。 

育才学校文学组办了几十种壁报，还在重庆开诗歌朗诵会，很受大家欢迎。他们成立了“榴火诗社”，陶校长专门为诗社题词，文学组的学生们有些飘飘然了。有的人留起了披肩长发，有人特意穿破衣服，自视为艺术家的派头。也有的人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说话尖刻，爱讽刺人。除夕夜，陶校长把文学组学生召集起来，一面吃瓜子，一面对他们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文人应是灵魂干净、品格高尚的人。衣服脏得很，破了也不补，这是乞丐，决不是文人应有的样子。”他又摸着一个男同学乱蓬蓬的头发说：“这是茅草山。我要放一把火，叫‘放火烧山’！”几个留长发的学生不好意思地笑了。陶校长拿起剪刀，亲自给他们剪了发，并耐心地给他们讲“要认真做学问，不要做井底之蛙”的道理，学生们听得心服口服。 

对自己的孩子，陶行知同样严格要求。他的二儿子晓光没有正规学历。1940年夏，晓光经人介绍去成都一家无线电修造厂工作。厂方要看他的学历资格，他拿不出，就写信给育才学校副校长，请他寄一张晓庄学校的毕业证书来。证明刚刚寄到，陶行知的急电也到了，严厉阻止用这张证明，并要晓光立即将证明寄回。接着，又是一封快信，信中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之主张……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有丝毫的妥协。你若记住这七个字，终生受用无穷。”以后，“追求真理做真人”七个字，便成了晓光的座右铭。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突发脑溢血逝世。他的一生百折不挠地“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他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毛泽东为他写了挽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宋庆龄的挽词是：“万世师表”。周恩来的话代表了千千万万革命师生的心声：“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了的事业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开展下去的。你放心去吧！” 
回答者：alz19890131 - 江湖少侠 七级 11-16 20:18

近代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故事 


为一大事来 


陶行知是我国近代人民教育家。他有一句名言：“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他非常重视国民教育，认为“教育是共和国的保障”，因此，他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这一大事中来。 

1923年，他组织了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写《平民千字课》，奔波于全国十几个省市，致力于平民教育。他把《平民千字课》作为教材，送到平民百姓家里，劝家家户户都要识字读书。他活动的经费多数都是自己写书得的稿费。 

一次，他得到了1万多元稿费，拿回家锁在柜子里，承担着所有家务的妹妹看见了，问他：“家里有老有小，钱也不多，能不能留1/4给家里用？”陶行知想了想，温和地说：“我要去南京劳山脚下办晓庄师范，这钱要作为办学的经费。我们家虽穷，粗茶淡饭还能维持。中国34000万农民非但没有饭吃，更没有文化。用这钱去办学校，是为农民烧心香，是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你在家里省着点用，算是帮我去办大事吧！”妹妹理解了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1927年，陶行知办起了晓庄师范学校，开展乡村教育活动。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武力封闭了这所学校，还通缉陶行知。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劳工幼儿园”，继续推行中华普及教育运动。 

1939年7月，中国正是抗日战争时期。陶行知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为难童创办育才学校，在普修课外，为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开设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舞蹈等课，培育人才。这个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当时政治形势紧张，经济非常困难，为了把学校办下去，陶行知经常要为募集资金四处奔波，自己的生活也非常艰苦。 

盛夏的一天，学生高缨听说书店到了一些好书，想去看看。可是自己不认识路，就想请陶行知陪他一起去。他来到先生窗前，那情景使他吃了一惊：先生打着赤膊，脸上、身上流淌着汗水，正在伏案疾书。高缨不好意思地把自己的来意告诉先生，没想到陶行知很快地回答：“现在不成。”高缨失望了，他很奇怪，先生平时最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也最愿意帮助人，今天是怎么啦？陶行知好像看出了他的疑惑，手指着晾在窗外的衬衫说：“我很高兴陪你去书店，可是我的衬衫还没有干。过一个小时你再来，好吗？”高缨望着那还在滴水的白衬衫，心想：先生找借口吧？他说了一句“那就算了”，不高兴地回去了。 

过了一个小时，陶行知穿着还没干透的白衬衫，笑嘻嘻地来找高缨。高缨还躺在床上生闷气呢，见了先生，忙起身一起上街。后来，高缨还是想不通，就去问副校长马侣贤。马先生说：“大家都知道陶行知是个名人，可是有谁知道，他为了你们这些孩子，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坚持办学，他把自己的大衣和呢裤子都送到当铺去了，换来的几文钱解决了一天的菜金。夏天，他只有一件像样的衬衫，这也不稀奇呀！”高缨听着马先生的话，眼圈红了，他的耳边又响起了陶先生上课时讲过的话：“为了劳苦大众，我们吃草也干；为了受苦小孩，我们要饭也干！”他的眼前出现了陶先生和同学们一起喝稀饭，鼓励大家“勒紧裤带共度难关”的情景，他仿佛明白了：为了办学，先生舍得一切。 



拜人民为老师 



早在办晓庄师范学校的时候，陶行知就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等理论，教导师生们与劳动人民相结合，“教人民进步者，拜人民为老师”。 

一位朋友的夫人来看陶行知，说起她的孩子把一块新买的金表拆坏了，她非常生气，狠狠地揍了孩子一顿。陶行知听了，连连摇头说：“哎呀，你打掉了一个‘爱迪生’。”接着，他讲了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小时候喜欢做实验，被学校开除以后，在他母亲的引导下，逐渐成为发明家的故事。他又亲自到朋友家里，把那个小孩请出来，带他到修表店去看师傅修表。他们站在修表师傅身边，看着他把表拆开，把零件一个个浸在药水里，又看着他一个个装起来，再给机器加上油，用了一个多小时，花了一元六角钱修理费。陶行知深有感触地说：“钟表店是学校，修表师傅是老师，一元六角钱是学费，在钟表店看一个多小时是上课，自己拆了装，装了拆是实践。做父母的与其让孩子挨打，还不如付出一点学费，花一点功夫，培养孩子好问、好动的兴趣。这样，‘爱迪生’才不会被打跑、赶走。” 

山海工学团刚成立的时候，农民的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烧香拜佛的红庙成了教室，可是没有孩子们用的桌椅。上课的时候，同学们带来自己的凳子，有大有小，高低不一。一星期以后，学校请来了木匠师傅，他闷着头做凳子，一天能做好几个。陶行知走过来，看见木匠师傅满身是汗，就递给他一杯水，说：“我们不是请你来做凳子的。”木匠疑惑地望着陶行知：“那叫我来做什么？” 

“我们是请你来做‘先生’的。” 

“我可不识字。”木匠慌了。 

陶行知笑着说：“我是请你来指导学生做木工的。你如果教会一个人，就可得一份工钱。如果一个也没教会，那么就算你把凳子全做好了，还是一文工钱也得不到。”木匠显出为难的样子。陶行知亲切地说：“不要紧，你不识字我们教你。我们不会做木工，拜你为先生。我第一个向你学。”说着，陶行知拿起一把锯，对准木板上划好的线就“吭哧”“吭哧”地锯起来。 

第二天，广场上摆着木匠工具，老师带着孩子们来学做凳子。有个小朋友嘟囔着：“我们是来读书的，不是来做木匠的。”一个大人看见孩子拿起工具，不小心就很容易弄破手，也皱起眉直摇头。这时，陶行知笑着说：“我有一首诗读给大家听听：‘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你们看写得如何？”小朋友都拍手说好，那个大人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从此，每天孩子们都学做凳子，他们也当“小先生”，教木匠师傅认字。3个月后的一天，教室里的50个孩子，都坐着自己做的凳子。讲台上还有孩子们自己制作的杠杆、滑车等玩具和仪器。家长们挤在窗口、门外，信服地点头叫好。陶行知在讲台前，念起了一首刚写好的诗：“他是木匠，我是先生。先生学木匠，木匠学先生，哼哼哼，我哼成了先生木匠，哼哼哼，他哼成了木匠先生。”孩子们看看坐在他们身边一起听课的木匠，大家都笑了。 

姚文采是陶行知的同乡，陶行知请他到晓庄学校教生物课。第一次上课，陶行知就让他先把书本摆到一边去，要“随时教育、随地教育、随人教育”。姚老师教了10多年生物课，从来没有不带书本去上课的时候，他弄不懂陶行知是什么意思。傍晚，他看见陶先生与两个叫花子在亲热地交谈。陶先生和那两个人谈完话，就叫学生领他们去洗澡，然后告诉姚文采：“这是我从南京夫子庙请来的两位老师，来教大家捉蛇。晓庄附近有许多蛇，经常咬伤人，让蛇花子来教大家捉蛇，你看怎么样？”姚文采没说话。蛇花子开始为晓庄师生上生物课了，课堂就在山里。几天以后，最胆小的女孩子也敢捉蛇了，她们说：“只要击中要害，蛇并没有什么可怕呀！”大家还懂得了蛇没有脚为什么跑得快，蛇没有耳朵怎么听得见声音，以及蛇是老鼠的克星等知识。姚老师终于理解了陶先生的用心。他带领学生采集标本；把挖草药的老农请来教认草药；请种花木的花匠来教种植花木的方法；请中国科学社的专家来教怎样辨别生物科别及定学名。晓庄附近的花草树木都挂起了学名牌，生物课从此上得生动活泼。 

陶行知身为高等学府的教授、全国著名的教育家，却没有一点架子，时时注意拜普通的劳动人民为老师，他是我国千百万教师的楷模，更是知识分子最早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先驱。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陶行知教育师生有一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希望自己的学生除了在学业上不断进步，还要多学本领，追求真理，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 

在育才学校，学生们每天上午上文化课：语文、外语、数学、哲学。下午上专业课：文学、音乐、戏剧等，还要进行劳动、军事训练和社会调查，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有一段时间，有的学生厌烦了这样紧张的生活，在自习时间偷偷地打扑克。老师发现了，上前劝阻，他们还说这是“有劳有逸”。一天晚上，陶行知走过男生宿舍，顺便进去看看，正赶上有七八个男生在打扑克，玩得很带劲。陶行知没作声，站在旁边看着。一个同学突然发现了陶校长，急忙推旁边的同学，几个人慌忙放下扑克，羞愧地站起来，低着头等着挨批评。陶校长一句话也没说，沉默了一会儿就转身走了。 

第二天，陶校长在全校会上讲述了抗日战争形势后问：“抗日需要人才，将来建国需要人才，你们难道可以浪费自己的时间吗？你们有多少本领要学啊！我要你们自觉地把扑克牌交出来，像烧鸦片烟一样地把它烧掉！要知道，时光是最可宝贵的。”孩子们低着头，把一副副扑克牌放在台上，堆成一垛。陶校长用火柴点燃了牌，又温和地对孩子们说：“有人说‘有劳有逸’，‘逸’就只能玩扑克？你们可以练琴、写诗、作画，也可以打球、下棋……只有多学一点本领，将来才能建设国家。时光可贵，一去不回啊！”从此，学生们都珍惜时间，勤奋学习了。 

育才学校文学组办了几十种壁报，还在重庆开诗歌朗诵会，很受大家欢迎。他们成立了“榴火诗社”，陶校长专门为诗社题词，文学组的学生们有些飘飘然了。有的人留起了披肩长发，有人特意穿破衣服，自视为艺术家的派头。也有的人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说话尖刻，爱讽刺人。除夕夜，陶校长把文学组学生召集起来，一面吃瓜子，一面对他们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文人应是灵魂干净、品格高尚的人。衣服脏得很，破了也不补，这是乞丐，决不是文人应有的样子。”他又摸着一个男同学乱蓬蓬的头发说：“这是茅草山。我要放一把火，叫‘放火烧山’！”几个留长发的学生不好意思地笑了。陶校长拿起剪刀，亲自给他们剪了发，并耐心地给他们讲“要认真做学问，不要做井底之蛙”的道理，学生们听得心服口服。 

对自己的孩子，陶行知同样严格要求。他的二儿子晓光没有正规学历。1940年夏，晓光经人介绍去成都一家无线电修造厂工作。厂方要看他的学历资格，他拿不出，就写信给育才学校副校长，请他寄一张晓庄学校的毕业证书来。证明刚刚寄到，陶行知的急电也到了，严厉阻止用这张证明，并要晓光立即将证明寄回。接着，又是一封快信，信中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之主张……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有丝毫的妥协。你若记住这七个字，终生受用无穷。”以后，“追求真理做真人”七个字，便成了晓光的座右铭。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突发脑溢血逝世。他的一生百折不挠地“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他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毛泽东为他写了挽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宋庆龄的挽词是：“万世师表”。周恩来的话代表了千千万万革命师生的心声：“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了的事业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开展下去的。你放心去吧！”

4. 陶行之的身世

陶行知（1891-1946）是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推行平民教育。 
“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辑，被迫临时避难日本。1931年春，陶氏返回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对当时《申报》的革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2年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7月，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毛泽东主席复信表示支持。接着，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年会，“世界青年大会”，“世界反侵略大会”，当选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执行委员。为光大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8年8月，陶氏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古圣寺为儿童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终因“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 
陶行知的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度过的，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枕，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为人民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陶先生著作宏富，论述精当，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 
陶行知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5. 陶行知的《瀑布》

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浚，后改名知行、行知。安徽歙县人，近现代中国伟大的教育家、杰出的教育思想家。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留学美国，在伊利诺大学获文科硕士学位，又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回国后，即以毕生精力投身于对旧教育的改造，探索中国人民教育的新路。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抱着救国救民之心，推行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运动，是为世界所知晓的中国教育家。

6. 有平民教育家之称的人是？

陶行知 

陶行知，安徽歙县黄潭源村人，1891年10月18日生，一家躬耕自食，家境清寒。陶行知自幼聪明好学，但因生活贫困无力入私塾读书，6 岁时蒙馆塾师方庶咸秀才视其资质聪颖，为其免费开蒙。8岁到万安镇经馆伴读，11岁又回到黄潭源自学，有时也帮父母参加田间劳动。15岁进入歙县教会学校——崇一堂学校读书。因陶母在本校帮佣，英人校长唐进贤喜欢勤劳聪明的陶行知，准其免费读书。17岁崇一堂毕业后独自远离家乡，考取了杭州广济医学堂，因不满该校歧视非教徒学生，入学三天后便愤而退学。18岁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后直接升入金陵大学文科就读，是该校的首届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担任金大学报《金陵光》中文版主编。四年后，陶行知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毕业典礼上，他以优异毕业生的资格，宣读了毕业论文《共和精义》，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论文表露出了他最初的教育救国的思想。1914年（23岁）陶行知在大学校长包文先生的鼓励和亲友的赞助下赴美留学，考入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市政。第二年便获政治学硕士学位。但他没有在伊利诺斯大学读完，便于1915年9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原因是，他深信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且他认为第一流的哥伦比亚大学是他攻读教育的最好的学校。他决心将来为祖国教育的改革、发展奉献终身。他认识到“教育苟良，则人民生计必能渐臻满意。可见教育实建设共和最重要之手续。”1917年 在哥大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毕业回国，他说“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 
毕业回国后即1917年9 月应聘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从此开始了他长达30年的教育生涯。为方便起见，我们分几个阶段向大家介绍一下陶行知的从教经历。 
（一）反对旧式教育，主张教育改革 
1918年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1921年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系主任，同年12月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他任主任干事。其间他反对“沿袭陈法，仪型他国“，主第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他促成南京高师首次招收本科女生，成为我国大学开放女禁的最早实行者。 
（二）进行办学试验，推行平民教育 
为了改革旧教育，提倡新教育，陶行知着力进行办学试验，如举办南京高师暑期学校、南京安徽公学、平民初级学校等，这些早期的重要办学活动对他的教育思想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他决心“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1923年6月他和黄炎培等人组建了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写《平民千字课》课本。为了推行平民教育，他辞去了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之职，放弃了每月400银元的高薪，风尘仆仆奔走全国十几个省市，他说“凡我所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 到的地方。”几年间平民教育运动使成千上万的平民受到了教育。 
（三）投身乡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学校 
在平民教育处于高潮的时候，陶行知冷静地看到：“中国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乡下，平民教育是向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所以他响亮地提出了“到民间去”、“到乡下去”的口号。1926年1月他提出了“师范教育下乡运动”，并撰文为乡村教育确定了基本任务：“乡村师范学校负有训练乡村教师，改造乡村生活的使命。”他指出：“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我们要向农民‘烧心香’。”他所绘制的蓝图是：“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经过一年的奔波筹备，1927年3 月15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成立。第一批学生13人，当时校舍尚未造好，陶行知说：“我们的校舍上面盖的是青天，下面踏的是大地，我们的精神一样的要充满天间。……农夫、村妇、渔人、樵夫，都可做我们的指导员”。学校以培养农村教师为目标，他要求学生农民化，他说，“要想化农民，须受农民化。”他带头脱下西装革履，穿起布衣草鞋，住在牛棚柴房。 
晓庄师范获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和社会声誉。由于晓庄师范有地下党团组织，师生们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陶行知都给予大力支持。国民党气急败坏，1930年4月8日，勒令停办晓庄师范，武力封闭学校，逮捕学生，陶行知以“勾结叛逆、图谋不轨”等罪名遭到通辑，被迫流亡日本。 
（四）开展“科学下嫁”，创办山海工学团 
在日本，虽时间不长，但他对日本科学技术发达促成了国家的强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使中国效法日本走工业化道路，他决心开展“科学下嫁”运动，普及科学知识，培养科技人才。他主张科学要从儿童教起，要使“人人都能享受”科学知识。他说：“做一个现代人，必须懂得现代化的知识，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才能继续不断地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保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在三十年代初期，他就能看到科学技术和科技教育的重要性，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1932年10月陶行知根据晓庄师范学校的教育实践经验，在上海宝山大场地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开展普及教育运动。山海工学团的儿童团员张健经常为农友讲故事，深受欢迎，农友亲切地称他为“小先生”。陶行知对“小先生”这一新事物极为重视，1934年1月正式提出了“小先生制”。由于“小先生制”适合普及教育需要，很快在20几个省市得到推广。还对东南亚一带普及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上百名干部。 
（五）推行国难教育和战时教育，出访2 6国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出于爱国赤诚，自觉地把自己的教育工作与抗日救亡斗争结合起来，组织国难教育社，推进国难教育，作为抗日救亡的重要组成部分。1936年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任国民外交使节，去国外宣传中国的抗日主张，历时二年零一月，出访26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人的尊敬。 
（六）提倡全面教育，创办育才学校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全面抗战阶段，3月15日陶行知在一次讲演中说，“这阶段的战争特征是把战争的形势展开成全面，它已不是点线的战争，而是各方面的全面战争了。”他认为全面战争需要进行全面教育，并提出了全面教育界的内涵。在开展全面教育运动时期，他在许多流离失所的流浪儿中，见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人，因为得不到培养而夭折，他认为这是民族的损失，人类的憾事，于是1939年7月20日便在四川省合川县草街子风凰山的古圣寺创办了育才学校，育才学校吸引了许多著名进步学者、专家、教授来校任教，如艾青、贺绿汀、章泯、陈烟桥、戴爱莲等。周恩来专程到育才学校访问并做了抗战形势报告，题词：“一代胜于一代”。 
（七）实行民主教育，创办重庆社会大学 
抗战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独裁统治路线，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劳苦大众，实行的是一条真正民主的革命路线，这时陶行知指出“民主的洪流，浪头已经到来，没有力量可以抵抗它。因此学习民主，帮助创造民主的新中国，已成为生活教育的新的历史任务。”他为使教育服务于民主革命运动，提出了“民主教育运动”， 这是他探索新教育生路的一个新阶段。并于1946年1月15日创办了重庆社会大学，学校的办学宗旨是陶行知提出的社会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在社会大学任教的有：吴玉章、郭沫若、翦伯赞、邓初民、张友渔、王昆仑、马寅初、许涤新、侯外庐、沙千里、孙起孟、聂绀弩、曹靖华、胡风、田汉、何其芳等。这种壮观的教师阵营在当时国内正规的文科大学也是罕见的。由于社会大学渐渐成为各界进步人士的一面旗帜，所以一直遭到国民党的蓄意破坏，1947年3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 
（八）生命旅程的最后冲刺 
陶行知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屡遭反动派的威胁和迫害，但他毫不畏惧、视死如归。1945年12月1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了反内战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镇压，造成“一二·一”流血惨案，12月19日重庆各界人士举行“陪都公祭‘一二·一’死难烈士会”，陶行知给夫人写了遗嘱信，作好了牺牲的准备，毅然去参加公祭大会。1946年4月18日陶行知到达上海，开始了他在上海最后一百天的生命冲刺。他在生命的最后100天中，作了100多次讲演，为推进和平民主运动日夜奔走呼号。有一次在反内战要和平大会上作讲演，特务们上台抢走话筒，高喊反动口号。他在特务们喊口号的间歇时间里，讲完了他要讲的话，坚持宣传真理。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民主战士李公仆和闻一多在昆明遭到国民党暗杀，陶行知非常愤恨，他更加奋不顾身地投入民主运动。陶行知已知自己被国民党特务在暗杀黑名单上列在第三名，朋友们为他担心，但他大义凛然地说：“我是黑榜探花”、“我等着第三枪”，7月16日他给育才师生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说：“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24日，他操劳了一天，整理诗稿数万字，工作至凌晨，由于过度劳累，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25日凌晨溘然长辞，享年仅55岁。周恩来在给党中央的信中说，“陶行知是一直跟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7. 陶行知获得啥奖?

1913年因在金陵大学考分第一获取江苏省教育司奖励
191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庚子赔款的半费奖学金
191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利文斯顿奖学金
1917年获取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资格证书
1927年当选中华职业社评议员
1929年被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科学博士荣誉学位
1936年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执行委员
1945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委主任
1946年因脑溢血辞世，宋庆龄赞誉“万世师表”。

8. 重庆市育才中学和十八中哪一个学校好？

当然是重庆市育才中学好啊。


师陶圣地 育才摇篮——重庆市育才中学校简介
    办学简史
    重庆市育才中学是一所具有光荣办学传统、优良的教育文化资源、鲜明的办学特色的历史名校。办学60余年来，学校培养出了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是全国著名的师陶圣地、育才摇篮。 
    一、陶行知与育才学校 
    育才中学的前身是由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1939年7月在重庆合川草街镇古圣寺创办的育才学校。 
    陶行知，原名文浚，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黄潭源村，起初因相信中国古代哲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改名为知行，后来认识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道理，再次改名为行知。1914年举债远赴美国留学，先在依利诺大学学市政，获政治硕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1917年回国，先后创办晓庄师范(1927年初，南京)，开展“科学下嫁”活动（1931春），创办山海工学团（1932年10月，上海），以国民外交使节身份出访欧美亚非26个国家，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世界反法西斯侵略大会等（1936年7月至1938年8月）。在创办晓庄师范的过程中，陶先生逐步形成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在创办育才学校的过程中，生活教育理论逐渐走向成熟。 

    1939年陶先生来到重庆，7月20日在合川草街镇凤凰山上创办了育才学校。他从各个保育院收留的十五省流亡到后方的难童中，择优录取了具有特殊才能的六至十五岁的孩子150多人入学，培养抗战建国人才。他因材施教，既重视普修课又重视特休课，他尤其注重给学生以特殊才能的教育，鼓励学生创造性的学习，使学生对人生各方面的关系和宇宙人类的历史发展取得更多的知识，要求学生在集体生活中培养集体主义精神，鼓励师生共同创造健康之堡垒、艺术之环境、生活之园地、学术之气候和真善美之人格。陶先生要求育才学校的老师“要为整个民族利益来造就人才，要引导学生们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结起来做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团结起来做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团结起来做反抗侵略的小战士”，明确指出育才学校不是培养“人上人”，而是培养“人中人”，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还要回到老百姓中去。 

    陶先生在育才设立了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等6个组，并亲自选聘了当时聚在陪都的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到育才任教，如著名诗人艾青、音乐家贺绿汀、历史学家翦伯赞、戏剧家章泯、美术家陈烟桥、张望、舞蹈家戴爱莲等。学校的创办得到了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重视和支持。周恩来同志曾亲自到育才看望全校师生，并题词“一代胜似一代”。育才成为重庆当时最具活力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