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和李政道谁的成就大？

1. 杨振宁和李政道谁的成就大？

对于国内的成就，不相伯仲吧，首先李政道是美国国籍，杨振宁是中国国籍，杨振宁回国之后通过人脉关系，把清华理论物理从不入流提升到了在国际有一定地位了，李政道也一样，通过创立研究中心，为国效力。
  
 对于国际上或者人类的角度上看，那么李政道跟杨振宁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了，云泥之间的差别，李政道和杨振宁通过宇称不守恒获得诺贝尔奖，这就是李政道学术上的终点，但是却是杨振宁的起点，杨振宁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将他提高到与牛顿爱因斯坦一个层次，每个划时代的理论都要几十年之后才会应用，就像之前的黑洞照片，或者引力波，都是在吃爱因斯坦的老本，同样百年之后，又会继续吃杨振宁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后半叶基础物理学的总成就。
  
   
  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后全球华人为之振奋，杨振宁和李政道持续多年的友谊和学术伙伴关系却在此时出了问题，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们已经无法搞清楚一开始是谁的不对，只知道诺贝尔物理学获得后不久两位物理学大师就分道扬镳堪称老死不相往来了，期间从周总理到邓公都试图居中调和两人的矛盾但都无功而返。
  
 值得一提的是杨振宁和李政道“分手”以后杨振宁在理论物理领域又先后做出了若干项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其中的“杨-米尔斯理论”更是成为了后来统一强力弱力和电磁力的基础，久而久之杨振宁就成了在世物理学家第一人，在物理学史上的地位也排进了前15甚至前10。
    
  
  
 反观李政道在和杨振宁分道扬镳之后鲜有突破性理论问世，不过李政道却在上个世纪中美关系开始升温之时推动了赴美留学生的工作进程，为后来的大批量赴美留学生工作开创了先河，因此李政道对中国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
  
 从物理学成就来看，目前而言没有任何一位或者的物理学家可以和杨振宁一较高下，早年杨振宁曾经评价李政道十分勤奋却少了一点灵气和物理学直觉，现在看来杨振宁当时的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与其将两位物理学家强行排名，我们反倒更希望两位老人能摒弃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隔阂重新走到一起。
  
 杨振宁和李政道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而一起登上1957年的诺贝尔奖领奖台，当时杨振宁35岁，李政道31岁，使他们获奖的论文发表在1956年。  
  
 后来两人决裂，决裂的导火索就是谁对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贡献大。 网络上有人造谣称杨振宁剽窃了李政道的成果，使得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这种说法属于恶意造谣。有很多学者考证过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历程， 目前看，李政道和杨振宁二人谁对发现宇称不守恒贡献大已经难以考证，但没有人能够拿出证据表明他们中的哪一位不配得诺贝尔奖。在宇称不守恒方面两人可以打一个平手。
  
 宇称不守恒是李政道的最大学术成就，却不是杨振宁的最大学术成就。杨振宁的最大学术成就是发表在1954年的杨-米尔斯方程，是杨振宁和他的助手米尔斯一起完成的。这个方程为从事粒子物理与场论工作的科学家们构建了一个数学框架，在这个框架下粒子物理的“元素周期表”标准模型得以建立了起来，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涉及到粒子相互作用的弱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也在这个框架下得到了统一。这是二十世纪相对论、量子力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成就。这项成就的伟大已经不能用诺贝尔奖去衡量了，包括李政道本人也认可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杨振宁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在物理学的很多领域都有杰出贡献的全才科学家，在他90岁生日时，清华大学为其送上了生日礼物——一块刻有杨振宁13项杰出成就的大理石，其中有数项成就达到了诺贝尔奖的级别。放眼到100多年的诺贝尔奖史，杨振宁的成就在诺贝尔奖得主中也是排在非常靠前的位置。
  
  两个都是十分杰出的华人科学家，如果仅从科学成就的角度上看，杨振宁略胜一筹。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发表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当中他们对宇称守恒进行质疑。
  
   
  
 而随后几个物理实验小组花了一些时间验证了宇称不守恒，其中就包括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所领导的小组。1957年，诺奖就颁给了杨振宁和李政道。仅仅一年就拿到了诺奖，这其实是极其少见的。
  
   
  
 但是不久后两人就交恶，从此断绝了来往。
  
  
 如果仅从科学成就的角度上看，杨振宁的主要成就有杨米尔斯理论，杨巴斯特方程，宇称不守恒等10多个杰出的科学成果。被认为是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而李政道一生当中最大的科学成就就是宇称不守恒，所以这么一进行比较，其实已经很容易得出结论了。
  
 但是我觉得比较两人的科学成就其实没多大意义，因为他们都是杰出了华人科学家，并且都做出了很伟大的贡献，这就足以，何必要有高下之分呢？
  
 我觉得李政道人品好。
  
 1973年，毛泽东接见杨振宁，亲口对杨振宁说：”你对世界是有贡献的。”恶心杨振宁的一众宵小可以闭嘴了吗！
  
 杨人品道德极差……除了花纳税人的钱，杨对中国 科技 有个球贡献，办少年 科技 班，也是杨的骚主意，劳民伤财，培养哪个大师级人物了？！
  
 首先我反问一句，大家能说出爱因斯坦和牛顿的理论给他们的国家带来了什么具体的贡献和实惠吗？他们和杨一样，都是为世界物理学创造了理论和体系。所谓理论不是说具体哪个国家的事情，理论都是指引全世界物理学方向和 探索 的，不是哪一国的独家秘方，咱中国人非要这么自私吗，真是无语了！
  
 初中高中研究牛顿，麦克斯韦，高中大学研究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研究杨振宁理论的至少要博士级别，硕士都不行，没到那个层次，理解不了。杨振宁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将他提高到与牛顿爱因斯坦一个层次，每个划时代的理论都要几十年之后才会应用，就像之前的黑洞或者引力波，都是在吃爱因斯坦的老本，同样百年之后，科学家们又会继续吃杨振宁的老本，杨-米尔斯规范场论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后半叶基础物理学的总成就。从这一点上来说，杨虽然站在爱因斯坦肩膀上，但已经超越他了，因为他是集大成。他的伟大是解决了爱因斯坦没解决的问题，然后又解决了牛顿和爱因斯坦共同存在的问题。。。最低至少可以和爱因斯坦同一个地位。
  
 黑杨振宁的都是大文盲。。。是不是都没上过大学啊！实话给你讲，你们听好了，杨年轻时就是世界超顶级的物理学家，他当时回国有个毛用啊，中国那时候连个理论物理学的一根毛都没有，别说50年前没有，现在也没有啊。。。意思就是说即使他现在想在中国搞他的学术研究，中国也帮助不了他，还是会托他后腿。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当时作为国民党高官的女婿，回来就得被弄死，就算不死也是一个庶民，国家绝对不允许他搞科研，所以说回来有个屌用，命都没了。
  
 但他终究还是回国了，虽然不是回来搞他的研究（前面已经说了），但他对中国的贡献是:1、他给中国物理学发展指明了方向。2、他用他的影响力引入大量外援和资源，帮助了中国众多物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的成长。3、建立了清华物理系和高能物理研究所，靠人脉给清华带来了大量的设备技术和资源。4、把美国的房子卖了，把诺贝尔奖金都捐给清华物理系了，清华给他的年薪一分也没要。5、不主张中国搞高能对撞实验其实是帮中国，实验室一年的耗资就能比得上3个三峡大坝。耗钱不说，关键是美国人玩了几十年都没玩出东西，不希望中国走火入魔劳民伤财。6、他是钱学森等国家一级物理学家都非常非常尊敬的导师，包括人品，当时国内顶尖知名科学家去国外读博士机会多数都是他写信推荐的，否则人家根本不收。也就是说没有他就没有钱学森和众多科学家的成就，也就没有两弹一星和其他科学成果。所以说先别看他的个人伟大学术成就，就说如果没有他，中国有多落后你们知道吗？都懂了吗各位大文盲？劝各位多读书，否则真快成傻逼了。
  
 我呐，这种无脑问题求你别再提了好不？杨振宁给国家做出过什么贡献？你别拿我国的元勋跟他比，他不配！长点脑子吧！
  
 虽然李政道是我的校友，但实事求是的讲杨振宁更厉害。按杨的贡献他至少可获得两次诺贝尔奖。

2. 杨振宁和李政道为何不和，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矛盾？

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二人，通过携手努力拿下了诺贝尔奖，一时间他们既是全球顶尖的物理学家，也是令同行羡慕的“黄金搭档”。而且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这是华人第一次获奖，可谓是一个重大创举。
人们本以为他们二人在接下来的岁月，会携手前行，一同创作更多奇迹，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昔日的知己好友竟然发生决裂，甚至在获奖20多年后，由于媒体的推波助澜，他们二人之间的决裂斗争被无限放大，演变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悲剧。
杨李二人老年照曾经一同拿下国际最顶级大奖的两个人，究竟他们之间发生过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竟然让这对曾经配合默契的搭档反目成仇呢?
李杨二人初识于40年代，杨振宁的年纪大于李政道，当李政道1946年前往美国学习的时候，与在芝加哥当助教的杨振宁碰面，他们二人都是西南联大的校友，在平常的交往之中逐渐发展成为了亲密朋友。
杨李二人合照1950年，李政道完成学业以后打算在加州任职，但是当时加州反华气焰嚣张，所以杨振宁邀请好友和他夫人前往他所在的研究院任职。此后李杨二人成为了邻居，关系比往日更加密切，他们的合作正式开始。
但是在合作的这些日子，虽然有着杰出成就，但是他们之间的纠纷却在逐步发生。李杨二人合力完成两篇论文以后，按照当时的惯例，论文的作者署名是按当时姓氏的英文字母顺序所排列的，因此李政道的名字自然排在杨振宁的前面。
杨李二人家庭合照当第一篇论文发表时，杨振宇却向好友提出意见，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够排在李正道前面，理由是他的年纪要比李正道大。只是对于这种令人吃惊的要求，李政道并没有拒绝。
第2次杨振宁一样要这样做的时候，李正道却说服了好友按照国际惯例来署名。就是因为这两次论文的署名事件，让他们二人之间渐生间隙，甚至在剩下一年半的时间再无合作。
杨李二人获奖直到1953年，李政道对于杨振宁当时发表的一篇论文提出了怀疑，二人又开始重新合作。接下来的这场合作，也让他们的学术生涯到达了巅峰，因为在1957年的10月份，他们二人共同获得了这一年诺贝尔物理奖。
11月份的时候他们为即将到来的颁奖典礼做准备，当时的媒体记者，按照惯例将李政道的名字排在前面。谁知当他们二人到达了颁奖典礼之时，杨振宁又一次提出希望他能够加好友之前受奖，杨振宁当时的夫人杜致礼，也要在当天的颁奖晚宴走在最前面。
杨振宁老年面对好友的这种无理要求，李政道颇为惊讶又不满，谁知杨振宁没有继续央求好友，反而转身去求好友的夫人秦惠箬。李政道的夫人害怕在宴会上闹出笑话，丢了国人的脸，说服丈夫同意了这件事。
因为当时所获得的荣耀巨大带，沉浸在喜悦中的李政道，也没有将这件事记在心上。直到1962年的5月，他们在发表又一篇论文时，杨振宁又提出了前两次的要求，他无法继续忍受好友的无理要求，所以在这一年的11月，他向老师递交了辞职书。
李政道和夫人此后就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李杨之争，不仅是他们二人之间的一场恩怨，因为叫他们回国访问之时，对于中国的科学事业建设各执一词，只要是李政道赞同的，杨振宁毫无疑问的会提出反对意见。他们的每一次分歧，都是意气用事，但是当时的人们并不清楚这件事里面的内幕，总认为是杨振宁的名气大过李政道，才让这位科学家心生不满。

3. 杨振宁和李政道为什么没有和解？

4. 李政道与杨振宁决裂事件的详细经过

 40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觉得原子弹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弹。他找到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对他们说，给你们十万美元，一个大礼堂作为工作场所，请你们造原子弹。 吴大猷他们说，造原子弹要先培养人才，建议选拔一些人去美国学习。 李政道被选中，于1946年来到美国。但由于美国并不开放原子弹制造技术，考察小组只能解散。据指示，他们可以用领取到的经费在美国深造。于是李政道就去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学起了理论物理。 那时杨振宁已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他接到吴大猷的通知，给李政道他们在大学国际公寓预定了房间。杨振宁也是西南联大校友，但比李政道高两个年级。这是李杨的初次谋面。 同在一所学校，交往自然开始。二人开始联名发表论文，在生活上也成了亲密的朋友。 李政道入学后不久，由于他有双份奖学金，经济上比较宽裕，就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1947年夏天，他和杨振宁、凌宁开着这辆车去西部旅行。除了在大峡谷遇险的故事外，书中披露，李政道还说起一个有趣的细节：出发前，杨振宁提议三人按比例出钱，把那部车子买下来，回来后再由李政道一人出钱买下车子。杨振宁的这个提议究竟意味着什么，后来李政道才琢磨过味来。他对杨振宁的精于算计颇有感触。  博士毕业后，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担任物理系助教。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地方反华气焰嚣张，因而李政道在加州并不愉快。 此前，1949年秋，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成员。他知道李政道在加州的情况，于是两人商量，李政道也来普林斯顿，可以一起作研究。 书中写道，杨振宁去找了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请他给李政道发出邀请信。于是，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李杨两家比邻而居，两家人来往密切。杨振宁正在进行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研究，他希望李政道加入。“这是他们合作的真正开始。”季承写道。 1951年秋，他们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在此基础上他们发现不同的热力学函数在有相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解析延拓的---这个发现揭开了统计力学研究新的一页。 两位年轻中国学者的论文引起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重视。1952年的一天，二人受邀与爱因斯坦见面。谈话时间很长，爱因斯坦问得很多，很细。最后，他站起来同李政道握手，恳切地对他说：“祝你未来在物理上成功。”两位年轻人在普林斯顿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他们个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一时传为佳话。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但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问题。 这两篇论文的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格气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季承写道，在第一篇论文完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勉强同意。 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 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之后，虽然他在普林斯顿又工作了一年半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再合著论文。 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那时，他并不知道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也参与其间。据杨振宁回忆，上述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杨振宁本想把李政道放在前面，因为李毕业后科学事业一直不顺利，要帮助他，可是杜致礼根据“女人的第六感”出面阻止，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他这样信任。 李政道决定离开普林斯顿，去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三年后，1956年，他29岁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  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本来就是想和杨振宁拉开距离。一件偶然的事情，却使二人恢复了合作。 1953年，杨振宁曾去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工作一年，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其中提出了后来十分有名的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 但是，当时李政道对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持严重怀疑。一次，杨振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看李政道，李把他的看法告诉了杨。经过激烈的讨论，杨同意了李的意见，还共同署名，李前杨后，发表了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 这件事使他们重拾合作，这也是他们物理生涯中富有浪漫和神奇色彩的一段。李政道在他的文章《破缺的宇称》中有如下描述：“从1956年到1962年，杨和我共同写了32篇论文，范围从粒子物理到统计力学⋯⋯合作紧密而富有成果，有竞争也有协调。我们在一起工作，发挥出我们每个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 他们共获诺贝尔奖的合作成果，就是产生在这个时期。 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物理学中的革命。根据《李政道传》所写，这一发现是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 1956年大约是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上午，杨振宁开车从长岛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看李政道，在李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讨论。不久，杨振宁要移动他停在街上的汽车，他们就走到街上。把车停好后，由于饭馆都还没开门，他们就近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路口的白玫瑰咖啡厅边喝咖啡边讨论。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想法，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地反对李政道所说的一切。但经过反复的讨论，他逐渐被说服。午饭后，他们回到李政道的办公室，杨已经完全被说服，并表示愿意与李合作。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劝李不要急忙发表上述那篇论文。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更加完整，有更大的意义。 李政道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觉得如有杨振宁的参加，会使整个事情做的更好。 两人开始了友好的竞赛。他们在大约两周内完成了全部的β衰变分析。这需要进行大量计算。两人在计算能力上不相上下，都做出了贡献。 一个月后他们完成了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写出了论文。这篇论文是由李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这就是轰动一时后来获得1957年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当年的物理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 11月，李政道要为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做准备。他们都要写发言稿和讲演稿。那时，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个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 “没有想到”，书中写道，当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对此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秦惠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地同意。 这是一个插曲，李政道虽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诺奖的荣耀冲淡。而不久后的一篇文章却让他们走向分裂---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记述李杨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 当时，李政道已经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四月他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样，没作什么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 要和李政道讨论。 杨振宁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之前，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 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当天晚上，杨又打来电话，说那些注或许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 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书中说，杨振宁随即变得十分激动，开始哭起来，说他是非常愿意继续合作的。但李政道感到无可奈何。最后他们都同意暂停合作。 当年11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递交了辞职书。奥本海默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他尖锐地说，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  当然这只是李政道一方的表述，在《李政道传》中，作者季承也尽量引入杨振宁的表述，以求平衡。 杨振宁写于1982年，于1983年出版的《文集》里，在《初识李政道》一文里写道：“他才华出众，刻苦用功。我们相处得颇投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费米做了他的学位论文导师，但他总是转而向我寻求指导。因此，在芝加哥的岁月里，事实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师。” 在《和李政道的最后的合作》一文的后记里，杨振宁对两人的合作做了总结：“我对他就像一位兄长。在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领域里，我在1950年代初就已经成了名。我们的合作关系中，我是资深的一方。敏锐地警觉到不应该挡住他的道，我便有意识地往后靠，尽量在事业上扶持他，同时，在公开场合对我们合作关系的实质严格地保持缄默⋯⋯” 在写于1982年的《获诺贝尔奖的论文产生经过》一文后记里，杨振宁的版本与李政道截然不同：“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个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李杨之间的恩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延伸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 197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先后回国访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季承写道， 围绕着高能物理的发展，过去在中国素来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自从李杨这两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自天外归来、陆续回国访问并介入其间，这一分歧就带有了浓厚的个人意气的色彩，成了李杨不和的易地之战。 例子很多：李政道主张建高能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李政道创立特殊的考试办法帮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杨振宁就说是“丧权辱国”，等等。 “他对中国高能物理发展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甚至主张冻结基础研究的经费，说这是全民族的利益，主张科学院要以发展性研究为主，从而‘生产第一，生产第一，生产第一’。”书中这样对杨振宁的态度作总结。 季承写道：“推而广之，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赞成的，杨振宁就反对。杨振宁的个人意气远超出了高能物理领域。意气的来源完全在杨振宁。相反，李政道却没有表示出对杨振宁回国后所作所为的个人意气。人们看不到‘只要杨振宁主张，李政道就反对’这种现象。” 季承对本刊记者表示：“我写他们的恩怨，是抱着客观的态度历述事实，不偏不倚，不做结论。” “他们之间的分歧，已经是一个科学史的问题了。其是非曲直，应该由历史来判断，应该由科学史家来研究。至于结论，这恐怕是没有人，没有什么机构，可以做出的。”季承说。

5. 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关系为何决裂?

1946年，李政道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跟随理论物理大师费米做研究。1949年，杨振宁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访问，情商所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邀请李政道也来到普林斯顿。
根据大陆凤凰网研究指出，此时二人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导火线竟然是论文署名顺序的问题。按照英文著作惯例，署名按英文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因此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据传杨振宁提出要求，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4岁。
后来李政道、杨振宁又合著了一篇论文，也为日后的重大发现—「宇称不守恒」奠定了基础，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57年宣布2人获诺贝尔物理奖。
当两人前往瑞典领奖时，又为了排名起争执。杨振宁希望授奖时他能在李政道之前，并且去说服李政道夫人秦惠莙。秦惠莙认为，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李政道勉强同意。但是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终于，他们不再合作。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所长奥本海默对此失望至极，因为，奥本海默曾说，他最喜欢看到李政道、杨振宁在校园里面讨论物理。两人之间决裂，实属华人科学界的重大损失。

资料拓展：
宇称不守恒理论：
宇称不守恒定律是指在弱相互作用中,互为镜像的物质的运动不对称.由吴健雄用钴60验证。科学界在1956年前一直认为宇称守恒,也就是说一个粒子的镜像与其本身性质完全相同.
1956年,科学家发现θ和γ两种介子的自旋、质量、寿命、电荷等完全相同,多数人认为它们是同一种粒子,但θ衰变时产生两个π介子，γ衰变时产生3个,这又说明它们是不同种粒子。

1956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在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各种因素之后，大胆地断言：τ和θ是完全相同的同一种粒子(后来被称为K介子)，但在弱相互作用的环境中，它们的运动规律却不一定完全相同，通俗地说，这两个相同的粒子如果互相照镜子的话，它们的衰变方式在镜子里和镜子外居然不一样！用科学语言来说，“θ-τ”粒子在弱相互作用下是宇称不守恒的。
在最初，“θ-τ”粒子只是被作为一个特殊例外，人们还是不愿意放弃整体微观粒子世界的宇称守恒。此后不久，同为华裔的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用一个巧妙的实验验证了“宇称不守恒”，从此，“宇称不守恒”才真正被承认为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科学原理。
吴健雄用两套实验装置观测钴60的衰变，她在极低温(0.01K)下用强磁场把一套装置中的钴60原子核自旋方向转向左旋，把另一套装置中的钴60原子核自旋方向转向右旋，这两套装置中的钴60互为镜像。
实验结果表明，这两套装置中的钴60放射出来的电子数有很大差异，而且电子放射的方向也不能互相对称。实验结果证实了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

6. 杨振宁与李政道，谁的贡献更大？

李政道是为中国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李政道想留在哪里，完全是他个人的自由。一个充分尊重别人自由的国家，才是值得被尊重的国家。李政道虽然回国次数不如杨振宁多，当年也是风云人物，受到了很多人的接见。而中国也通过李政道的关系，送了很多人才到国外进修。1986年，李政道还创立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并担任主任。而论爱国之心，李政道与杨振宁是一样的，在大是大非面前都很可靠。莫伟给中科院领导写信，提出：海外科学家都有私心，只有杨振宁和李政道完全没有私心，一心一意想中国发展的好。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物理学中的革命。根据《李政道传》所写，这一发现是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



1956年大约是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上午，杨振宁开车从长岛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看李政道，在李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讨论。不久，杨振宁要移动他停在街上的汽车，他们就走到街上。把车停好后，由于饭馆都还没开门，他们就近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路口的白玫瑰咖啡厅边喝咖啡边讨论。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想法，统统告诉了杨振宁。杨振宁激烈地反对李政道所说的一切。但经过反复的讨论，他逐渐被说服。午饭后，他们回到李政道的办公室，杨已经完全被说服，并表示愿意与李合作。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劝李不要急忙发表上述那篇论文。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更加完整，有更大的意义。李政道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觉得如有杨振宁的参加，会使整个事情做的更好。两人开始了友好的竞赛。他们在大约两周内完成了全部的β衰变分析。这需要进行大量计算。两人在计算能力上不相上下，都做出了贡献。一个月后他们完成了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写出了论文。这篇论文是由李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这就是轰动一时后来获得1957年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

7. 李政道和杨振宁究竟有哪些恩怨

当年他们那么近，如今他们这样远；当年他们情同手足，如今他们形同陌路。他们创造了科学史上的奇迹，他们也上演了科学史上的悲剧。杨振宁、李政道的恩怨、合作与分裂，让国人关注，并为之叹息。2010年1月，季承的《李政道传》披露两人恩怨的内幕；2011年5月，江才健（曾任台湾《中国时报》主笔）的《杨振宁传》揭秘两人的分合。  讲杨振宁李政道的恩怨，首先要观照他们的来时路。他们都是从西南联大走出的物理学天才，跻身世界顶级物理学家的行列。  1944年，在西南联大的杨振宁考取了庚款留美资格，与他同时考取的还有凌宁（动物学）、沈申甫（航空工程）、洪朝生（无线电学）和钟开莱（数学）。优秀的人才总会在考试时脱颖而出，1938年西南联大招生，杨振宁读完高二参加考试，在两万名考生中，以第二名考进西南联大，初读化学系，后转入物理系。  在等庚款留美通知的时候，杨振宁在联大附中教了一年书，杨振宁教的学生中有闻一多的长子闻立雕，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还有他未来的妻子杜致礼、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的女儿。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7年，形成了他个人对于物理科学的一种品位和喜好，而且也奠定了他以后学术道路上成功的基础，甚至他以后的人际交往，也打上了西南联大的印记。杨振宁在一篇文章中说：“在创造性活动的领域里，一个人的品位，加上他的能力、气质和际遇，决定了他的风格。而这种风格又进一步决定了他的贡献。”  与杨振宁一生的成就紧密相关的李政道，于1945年春天，在吴大猷的介绍下，进入联大物理系攻读。李政道曾在浙江大学读过一年级的物理系。吴大猷敏锐地发现，这个不到20岁的胖胖的大男孩，思维敏捷，大二的物理课程，对他是小菜一碟。吴大猷找出更多的习题给他。“好在他天资高，以不需要我详细讲解，自能理会资料和习题的内容。”  在吴大猷的介绍下，李政道找过一次杨振宁。但杨振宁出去了，两人没有见面。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好友是黄昆和张守廉，他们三人经常在昆明的茶馆谈学论道，被人称为联大三剑客，后来这个朋友小圈子，又来了凌宁，从重庆中央大学转到西南联大。  杨振宁李政道首次见面，是在1946年的秋天，芝加哥大学校园。  此时的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已经声名鹊起，他对待李政道，自认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兄长。杨振宁对李政道在生活和学习上给予帮助，凌宁也认为杨振宁是兄长。  两人决裂后，杨振宁回忆起两人初识的情形说，事实上，自己是李政道的物理老师。李政道对老师之说予以否认：“这完全是他牵强附会的自夸自赞。任何学物理的研究生，有了费米教授这样杰出的大物理学家为导师，怎么会去找另一位费米教授不接受的、不太顺利的研究生做老师呢……一个人靠着年纪比别人大几岁，就一定要把自己硬说成是别人的老师，既有失谦虚，又十分可笑。不顾事实的好为人师，不是一种正常的心态，不是一位有知识、有修养的学者应有的品格。”  两人从此结缘，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开创了在物理学史上一连串的炫目多彩的合作，署名杨和李的论文，屡屡震惊美国物理学界。两人合作的两篇论文发表后，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约见两人。同时都得到奥本海默、费米的青睐。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1957年，两人合写的宇称不守恒论文，让他们成为最早得到诺贝尔奖的两个华裔。此后，两人亦有一些物理学上的合作。但是，因为署名孰先孰后的问题，两人渐渐心生罅隙，关系紧张。1962年，两人彻底决裂，分道扬镳。两人的决裂，震惊美国物理学界，很多科学家表示遗憾。奥本海默得知后，很尖锐地说，杨振宁应该去看精神医生，李政道不要再做高能物理。  杨振宁谈到他和李政道不和时说：“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有时候比我们和我们太太之间的关系还要密切。因为通过学术讨论，我们可以摸索彼此的性格、彼此的想法，这样深厚的一个关系，在破裂的时候，我想跟一个婚姻的破裂，是在同一等级的痛苦。”  两人合作破裂，《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归结为，获诺贝尔奖后，李政道想摆脱杨振宁的影响。  另有一种说法，两人之间的合作出现不协调的音符，可能与杨振宁的太太杜致礼有关。季承的《李政道传》披露：  当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出现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典礼。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对此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秦惠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地同意。  风波由此而起，直至1962年的决裂。杨振宁说：“这是我生命中令我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情。我要说，这是一个悲剧。”后来，两人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讲话了。再后来，杨振宁在一次世界物理学大会上演讲，打出一张两人合作时期李政道的手绘图的幻灯片，进行讲解时，李政道在台下打断：这个事情与你无关。  杨李不和，引起中美科学界的关注。周光召说，中国政府和科学界都很关注这件事情，周恩来总理也十分关切此事，并交代希望调和二人。周光召表示，他私下和两人谈过，当然是无可挽回。  当年杨振宁曾引苏轼的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此生未了因”，形容两人合作时的情感。兄弟最终反目，形同陌路，奈何？杨振宁于上世纪80年代回顾两人的科学上的合作和友谊的机缘时说：“总的来说，这是我生命中一个值得回顾的篇章。一点不错，这中间有着痛苦，但是人生中与人相关而又有意义的事情，少有是全无痛楚的。”  1989年7月14日，吴大猷给杨振宁的信中说：“整件事是一极不幸的事，我想真相是不能永远掩盖着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再在世人前争，而让真相慢慢的展现出来。”  但两人的恩怨仍在延续，各执一词。江才健的《杨振宁传》和季承的《李政道传》两本传记结合着看，也许能更客观一个钱币的两面就都看清楚了。  杨李之争，在合作获得诺贝尔奖的所有得主中，在科学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为什么是杨李获得诺贝尔，一点都不难理解。但为什么是他们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为什么原来情同手足合作结出硕果，后来又争论不休、斤斤计较？两人在荣誉的光环下，为何不能像爱因斯坦那般淡定？两人的分合与恩怨，难道是宿命般的不可避免？  这一切不能像科学那样精确分析，给出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两人的悲剧，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国民性格有关系。当然不是“窝里斗”“不团结”所能概括的。我们看惯了许多夫妻共患难却不能共享福的中国式离婚，看惯了不少家族企业同创业却不能同抗风险的中国式分裂。杨振宁李政道将这一幕悲剧，搬到了美国上演。破解并疗救中国人骨子里的积习、心理的阴暗面、性格中的不阳光，也许比获得诺贝尔奖还难。  季承的《李政道传》说，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影响了一代人的思维，杨李的分合与恩怨，又怎样影响世道人心？曾经有过“规范与对称之美”，但又留下巨大的不可弥补的遗憾，破坏的对称，真是令人伤感……

8. 杨振宁和李政道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啊？

在杨振宁的生命中，李政道是一个举足轻重不可回避的人物，从1946年开始，两个人的合作长达16年之久，并因“宇称不守恒理论”同获诺贝尔奖，被后世学者铭记，他俩的合作关系在近代物理科学历史上，相当罕见。然而，从1962年以后，两个人的关系彻底决裂.2002年在杨振宁的直接推动下，在台湾出版了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书中用大量篇幅叙述了李政道和杨振宁合作和分裂的事情，引起了学术界的很大震惊。 

下面是李政道说的：

我和杨振宁的分裂，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悲剧，但它是事实，无法回避。自1962年与杨振宁合作破裂后，我一直保持沉默。1982年杨振宁在他的英文文集里公开发表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描述。他对此事的描述和我对事情实际经过的记忆相差太大。于是我不得不在1986年作了书面说明。在今年4月3日前，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对事实的公开说明。这一说明是用英文写的，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在这之后我继续保持沉默，祈望这件事就此了结，不再纠缠。可是杨振宁却把事情转向了中文读者，借用《杨振宁文集》（1998年出版）等一些中文出版物继续对我攻击。去年，在杨振宁直接推动下，终于又在台湾出版了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编造了更多不真实的故事。因此，我不得不再一次打破沉默。 

我和杨振宁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在1956年我们合作发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中，有关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谁首先提出来的。本来这个问题是无需争论的，可是杨振宁在1982年忽然用英文发表文章，宣称当初这个思想突破是他一个人提出来的，当时我还反对。1986年我在用英文发表的文章里指出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合，之后，杨振宁就改用中文不断地继续发表和加强他1982年对我的攻击，完全不顾1956年的事实和经过。 

事实是，1956年，是我首先独立地做出了这个思想突破。接着，立刻就有多位实验物理学家按照我的想法进行了实验和分析，证明了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并发表了记载此事的科学论文。在这之后才有我和杨振宁合作写出《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的论文和吴健雄等对该论文的实验证实。对于这项事实，当时进行实验予以证实的物理学家后来又发表了回忆文章，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和经过做了细致、客观的描述。因此，很容易证明在我和杨振宁两人完全不同的说法中哪一个是假的。这种情形是相当惊人的，在科学史上可能也是很少见的。 

我和杨振宁的分歧是中国学术界十分关心的事。现在事情又有了新发展，我觉得有必要让中国国内和海外华人学者及所有关心此事的炎黄子孙能进一步了解李杨合分的真实情况。因此，我才把就此事回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女士的全文及当年有关的英文资料的中文翻译，汇集出版，公布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