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的介绍

1. 阎崇年的介绍

阎崇年，山东蓬莱人，汉族，1现任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2，北京孔庙与国子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蓬莱市戚继光研究会名誉会长。3著名历史学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清史、满学，兼及北京史。为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清十二帝疑案”、“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和“大故宫”系列讲座，在国内外引发强烈社会反响，被誉为《百家讲坛》的“开坛元勋”。论文集有《满学论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燕步集》共四部；专著有《努尔哈赤传》、《古都北京》、《天命汗》等十六部。主编学术丛刊《满学研究》第一至六辑和《袁崇焕学术论文集》等十一部。先后发表满学、清史论文二百五十余篇2。倡议并创建了第一个专业满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倡议并主持第一至第五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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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崇年
 
 阎崇年，1934年4月生，山东省蓬莱市人。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研究满洲史、清代史，兼及北京史。倡议并创建第一个专业满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北京满学会和北京满学研究基金会。倡议并主持第一届和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北京市 *** 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努尔哈赤传》获北京市和中国“光明杯”优秀学术著作奖、全国满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古都北京》获中国文化部最佳图书奖、法兰克福和莱比锡国际最佳图书荣誉奖。先后到美国、日本、蒙古、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新京报》曾经报道阎老师曾经当过中学老师，所以讲解过程中深入浅出，有儒雅的大家风范。
 
 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论文集有《满学论集》（民族出版社1999年出版）、《燕史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出版）、《袁崇焕研究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出版）、《燕步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出版）共四部；专著有《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1983年出版）、《古都北京》（中、英、德文版）（北京朝华出版社1987年出版）、《天命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出版等十六部）、《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清代卷》（北京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国都市生活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出版）。主编学术丛刊《满学研究》第一至六辑和《袁崇焕学术论文集》、《戚继光研究论集》等十一部。先后发表满学、清史论文二百五十余篇。
 
  
 
 在《百家讲坛》播讲过《清十二帝疑案》和《明亡清兴六十年》。 
 
 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以《正说清朝十二帝》引起关注的北京学者阎崇年，对于自己成为《百家讲坛》走红第一人，阎崇年把成功首先归结为选准了切入点。他说，《正说清朝十二帝》之所以受大家欢迎，最主要的原因是满足了读者对历史知识的需求，这种需求不是短期的。《正说清朝十二帝》的成功关键在于找对了切入点，“比如讲咸丰，我把太平天国作背景，然后从咸丰的几个错误讲起，45分钟6个错误讲不完，于是我就选了3个错———错坐了皇帝宝座、错离了皇都北京、错选了顾命大臣，开场就吸引了大家。”
 
 其次是客观评价清朝历史。阎崇年说，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来自港台的戏说历史之风盛行，对于历史，人们弄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编的，哪些是正说、哪些是戏说。正因为如此，他的演讲才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此外，讲座要学电视剧制造悬念。阎崇年说：“在节目中，编导从我开始加入了悬念。以悬念隔断、牵引，使《百家讲坛》不再平铺直叙。”阎崇年认为，“清朝十二帝疑案”之所以成功，一是目前清宫戏热播，老百姓已不再满足于戏说，希望能了解历史的真实；第二个原因就是一个“疑”字。《百家讲坛》的编导们在节目编排上设置层层悬念，又一个个解开，在后期制作上配以扣人心弦的音乐，紧扣观众。阎崇年还分析说，除了悬念，他还在演讲中加入了历史故事、逻辑综合、理论分析，让整个演讲站在更高的高度上。
 
 阎崇年：拂去清史迷雾 
 
 以“戏说”取胜的清宫戏，迎合了大众的娱乐诉求，但误导了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对真实历史的认识，引发了严肃历史学家的集体愤怒。清史专家阎崇年在央视大开讲坛，拓清了人们对清史认知的迷雾……
 
 阎崇年对清史的研究从康熙《清圣祖实录》开始，他陆续发表了《满学论集》、《燕史集》等论文集，专著《努尔哈赤传》等，同时发表满学、清史论文250余篇。296年的清代历史，兴衰荣辱，阎崇年了然于心，他从不囿于前人成果的束缚。
 
 他认为，顺治、康熙、乾隆虽然个个是大清皇帝，现在却都是娱乐大众的主儿，看多了荧屏上的清宫戏，大家自然关心这“戏说”、那“戏说”到底有几分真？阎崇年就拿“康熙微服私访”开说：“康熙微服私访，一、绝无意识；二、绝无必要；三、绝无可能。”阎崇年解释，“微服私访”是现代人的意识，清朝皇帝，绝对有一身皇族的傲气，不屑和平民百姓为伍，看看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就知道了，那绝对是贵为天子，睥睨下人，要说和一般老百姓勾肩搭背，那绝对不可能；再说，康熙皇帝不需要微服私访，因为他有一个“密折”制度（就是秘密报告），通过密折，康熙就能知道一切。就着这话题，阎崇年又顺便给民间盛传的几段“野史”辟谣：一是多尔衮与孝庄皇后的“私情”，民间说法，在孝庄还是庄妃的时候，多尔衮就多次在她的寝宫过夜，连顺治皇帝都是他俩的私生子。阎崇年苦笑：“庄妃和皇后、其他妃子住的地方像个四合院，东边屋里能看见西边窗户，多尔衮要是来了还过夜，那多少双眼睛得盯着？这压根不是戏说，是胡说。再一个，就是少年康熙与孝庄侍女苏麻喇姑的“恋情”。民间说苏麻喇姑是康熙的初恋，也是他一生唯一真爱过的女人，包括历史正剧《康熙王朝》里也把苏麻喇姑描绘成一个只比康熙大几岁的妙龄姑娘。可阎崇年“毫不留情”地给这传说泼了盆冷水：“孝庄出嫁的时候是14岁，苏麻喇姑是她陪嫁的丫头，大概十二三岁吧；康熙是孝庄的孙子，也就是苏麻喇姑的孙子辈，和苏麻喇姑至少差了三四十岁，这两人还能爱得个死去活来？”
 
 阎崇年在他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中坚持了“五说”———正、细、慎、通、新。正说，民间流传很多康乾江南私访的说法，事实上清帝没有下江南私访过；细说，讲到光绪死，怎么死的，病死害死还是毒死；慎说，正确传达传递历史信息；通说，既肯定康熙的历史贡献，又讲细节引人入胜；新说，讲出新见解来。正是这样，阎崇年把一部清十二帝正史讲得如同评书一般出彩，把一大批受戏说清宫戏影响的人们拉回到敬畏历史、珍重历史的轨道上。
 
 多年来，阎崇年多次应邀赴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香港特区等地学术机构或高校讲学，每到一地，他都受到当地华人华侨和外国友人的欢迎。

3. 阎崇年个人资料,阎崇年个人资料

　　1现任职务
 
 　　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
 
 　　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满学会会长
 
 　　北京孔庙与国子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蓬莱市戚继光研究会名誉会长[3]
 
 　　2人物经历
 
 　　1934 年4月24日，阎崇年出生在山东蓬莱的解宋营一户渔民家庭，阎崇年在这个半渔半农的村子一直生活到15岁。谈起童年，他还有很清楚的印象。那时他随着家里务农，也随着渔民出海，体会过烈日炎炎的辛苦，也见过波涛汹涌的危险场面。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也正是在村里，阎崇年开始上学读书，也初次接触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满学。
 
 　　治学历程
 
 　　敬畏历史
 
 　　“我们应当对历史感到敬畏：为什么要“ 敬”?因为吸取前人经验会得到宝贵的智慧;为什么要“畏”?因为重蹈前人错误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应当敬畏历史，既不要忘却历史的耻辱，更不要抹去历史的辉煌。”[4]
 
 　　学术足迹
 
 　　阎崇年曾应邀赴 美国 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达特茅斯学院等常青藤盟校讲学，并到 日本 、韩国、蒙古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访问研究和参加学术会议。
 
 　　阎崇年回忆说：“我在中学时开始喜欢历史，从高中毕业后我就开始学历史，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我的中学是北京市第六中学，是当时全市最好的中学之一。考试时，我的历史成绩非常好。我的数理化成绩也很好，考过班上与全年级的第一。大学历史课学完后，就要选择某段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最初选择的是先秦的历史。当时，我二十多岁，去找一位我很崇拜的老先生，给他看我写的文章。老先生说好，鼓励我。他又提出自己的看法，说你最好不要研究先秦史，研究先秦史的优势在西安，陕西的考古发现与文献的第一手资料在那里。你在北京，从地理区位的优势上讲，你最好研究 清朝 历史，北京是清朝历史的重地。我觉得老人家讲得非常有道理。从1962年开始，我就开始研究清朝历史，一直没有动摇过。”[5]
 
 　　百家讲坛
 
 
 
 　　回报民众
 
 　　从2004年3月走上《百家讲坛》，阎崇年已经渐渐成为一个公众人物。有人评价其大器晚成，到了70岁才盛名在外。但阎崇年却认为，成功是一个过程，没有终点。
 
 　　“其实我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之前，同行都知道我。世界上从事清史和满学研究的同行，也都知道我。但是走向广大的观众，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我却还是第一次。”阎崇年指出，一个专家学者，首先必须要同行认可才行，其次，才要广大群众的认可。“一个人得到两个认可是很难的。纯学者的话，有同行认可就可以了。能够走向广大群众，再得到他们的认可，当然就更好了。”
 
 　　在求学路上屡获助学金帮助的阎崇年，更是把回报民众作为学者的职责之一。“一个学者有多种责任，第一种责任叫做学术责任。主要是与同行交流，推动学术交流。但学者还应有别的责任，就是把所学的知识，来自人民的，还要还给人民。我学习和研究清史有50年了，我想把我学的东西尽可能地回报给社会，回报给民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者应该有的责任。
 
 　　正说风尚
 
 　　2004年，阎崇年初登CCTV-10频道“百家讲坛”，主讲《清十二帝疑案》系列，共37讲。阎崇年自此成为“百家讲坛”走出低谷的转折点，并开创了正说历史的风尚。当时，阎崇年出版过
 
 　　一本《努尔哈赤传》，因此被认为是讲《清十二帝疑案》第一讲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最佳人选。栏目制片人聂丛丛拿着聘书到阎崇年家，阎崇年很是犹豫，只答应试一试。结果试讲效果非常好。录完以后，聂丛丛和编导请阎崇年吃饭，并提出请他负责讲完全部《清十二帝疑案》。阎崇年不敢答应，只同意再讲一集皇太极。讲完皇太极后，《清十二帝疑案》的收视率开始节节高升，“百家讲坛”的综合排名保持在科教频道的第二位。阎崇年也慢慢有了信心，于是又讲了康熙、雍正、乾隆，就这样延续下去，一直讲到了宣统。《清十二帝疑案》讲完了，阎崇年又开始讲《清十二帝疑案总说》、《清十二帝疑案答疑》，创下了当时科教频道的最高收视率0.57。[6]
 
 　　阎崇年在讲稿基础上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热销数十万册，好评如潮。阎崇年曾说：这本书的读者面比较宽，上到院士，下至8岁的小学生都可以读。具体说来，这本书在四个方面有所尝试，即“正说”、“细说”、“通说”、“新说”。
 
 　　“正说”——与“戏说”历史不同，这本书强调“正说”。“正说”是按照历史原貌，向广大受众公正地、真实地讲述历史。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对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清朝历史和清朝皇帝情有独钟，并且逐渐“戏说”成风。这既引发了人们对清史的关注，又对它的真实性疑惑不解。人们普遍期待“正说”清史，这本书卖得好正是“久旱逢甘雨”的结果。其实，人们对“正说”与“戏说”都需要，既不能要求史家去“戏说”，也不必苛求影视家去“正说”。对受众来说，看“戏说”时应该知道这是“戏”，看的是热闹，不可当真;看“正说”时，应该知道这是“史”，了解的是“真实”，不能只图热闹。老百姓的文化素养提高了，就能辨别。
 
 　　“细说”——历史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过去的历史书比较粗，教科书和史学著作通常是概括地梳理历史发展脉络，阐述重大历史事件，评述重要历史人物。比如光绪皇帝的死，就一个“崩”字。但这些小事件往往是观众、读者关注的重点、热点和疑点。阎崇年就把有关光绪帝死因的五种说法详细列出，从以前的档案、文献、口碑、论著的观点与资料出发，分析综合，加以解说。既有鲜明的观点、丰富的史料，又有细致的讲说、深入的分析，并讲述自己的见解。这样，历史就变得有血有肉，读起来就有味儿了。
 
 　　“通说”——阎崇年认为，对一个朝代的兴盛衰亡，横着看不出来，只有纵着看才可以。清朝全史、清朝列帝其贯通的内在联系，其兴衰、成败、治乱、福祸之镜鉴，需要系统地进行解说。比如，清朝十二帝各有其历史贡献，也各有其政弊。那么，清朝的兴、盛、衰、亡，有些什么经验与教训呢?清太祖努尔哈赤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衰世”的基因。显然八旗制度是其“种子”与“基因”的一个枢轴。八旗制度是清朝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八旗盛则清兴，八旗衰则清亡。
 
 　　“新说”——对清朝的好多事件，阎崇年做了“新说”。比如鸦片战争，以前中学教科书突出“落后就要挨打”，阎崇年讲 “落后可能挨打”，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责任主要由道光帝承担。当时英军入侵，后方在大西洋那边，如果号召“勤王”，道光皇帝是有可能打败敌军的。弱胜强，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是很多的。道光皇帝的祖先，当年进行的萨尔浒之战、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5]
 
 　　讲坛传奇
 
 　　2006年9月，阎崇年再登“百家讲坛”，主讲《明亡清兴六十年》系列，共46讲，并出版同名图书。
 
 　　2008年3月，阎崇年三登“百家讲坛”，主讲《康熙大帝》系列，共23讲，并出版同名著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当阎崇年研究清史时，就是从研究康熙入手的。1964年，他写出论文《评康熙帝》，但过了多年才获发表。尔后，他研究重点转到清入关前，但对康熙朝历史的关注从未懈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对康熙朝历史的学习与关注，时时事事处处，始终萦绕于心。”也因此，在百家讲坛完成《康熙大帝》系列讲座，当他对康熙朝历史做一次系统的梳理后，他认为这也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7]在《康熙大帝》一书中，阎崇年从国际、平民、电视、公正和人文等五大视角，对康熙的成长经历、丰功伟绩、日常生活、遗憾缺失等一一进行阐述，视野开阔，情节跌宕，分析精当，给读者呈现出一位性格鲜明、大智大勇、文韬武略的千年一帝的丰满形象。[8]阎崇年说，希望这本书成为励志读物，他认为，励志的对象可以说是遍及各种读者类型。对于小读者而言，康熙的自强不息值得推崇，他小时候就失去父母，还患过天花，但他克服困难，一步步实现自己的宏愿。对于中年读者来说，应该从书中了解康熙如何为了国家进行不屈不挠的奋斗。而作为特定读者群的公务员从中会汲取营养，那就是了解康熙如何治国。而说到康熙个人修养、自身学习时，阎崇年很推崇一句话：“圣人、贤人和凡人、俗人有什么区别，就两个字——志、学。”[9]
 
 　　故宫热潮
 
 　　2012年，阎崇年第四次登上“百家讲坛”，主讲《大故宫》系列，共64讲。同时出版《大故宫1》、《大故宫2》、《大故宫3》三部著作，在全国掀起关注、学习和研究故宫的热潮。阎崇年担任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等职务，其历史研究课题多与故宫相关。在多次实地考察北京明清故宫、沈阳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后，阎崇年首次提出“大故宫”概念，旋即引发了创作灵感DD在大中华文化背景下，从故宫入手，寻求解读历史的突破口。在这一灵感的激发下，阎崇年决定打开故宫外延，首次将颐和园、圆明园、避暑山庄、沈阳故宫、南京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等，纳入故宫姻系，并以此为脉络，透彻解析绵延千百年的封建皇家族系、机制构架、社会人文、文化渊源，以及建筑、文物、民风等，做一个“故宫大百科”式的宏大项目。
 
 　　阎崇年说，他以往的讲坛类节目，主要沿历史人物的生命轨迹，以时间为顺序，逐渐演绎推进;这次主讲《大故宫》，则是以建筑空间为顺序，作为讲述的主线索。每一讲，都先设定一个空间的概念，再让这个空间里的时间、人物、事件、建筑、文物等“落地生根”。
 
 　　在阎崇年看来，要讲清楚“大故宫”，必须“先看世界，再看中国”。为此，阎崇年广泛联系了国外史学家、汉学家，并与两岸故宫博物院“掌门人”，以及建筑、历史、文物等领域的诸多专家沟通，力求为“大故宫”获得立足于东西方比较文化根基之上的多视角、多元化解读。阎崇年说，仅仅是资料搜集、联系专家等准备工作，就花费了他整整一年的时间。[10]
 
 　　阎崇年的“大故宫”构架，主要从五方面概括：
 
 　　——规模大。“大故宫”概念中的北京故宫，占地面积72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达15万平方米，故宫内有各类殿宇房屋 9000余间，外有高10米、周长3428米的紫禁城墙，城外有一条宽52米、长3800米的护城河环绕。这里是明清盛时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版图、四万万人民和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集中展现。
 
 　　——历史久。北京故宫先后有明清二十四位皇帝和一位慈禧“女皇”在此治居，统治中国近500年。故宫从决策兴建至今已经609年，举世无双。
 
 　　——珍宝多。北京故宫现珍藏文物180万件，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传世珍宝65万件、档案约40万件，还有分藏于国家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承德避暑山庄、南京博物院、颐和园管理处、天坛公园管理处的文物，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1000万件档案、200万件满文档案等，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华，是中华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涵盖广。“大故宫”不仅包括紫禁城，还包括与故宫相关的坛庙寺院、皇家园林、行宫陵寝，及沈阳故宫、避暑山庄、木兰围场、明中都和明南京相关历史遗迹等，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的珍品等，凡原内务府管理的范围，大体都涵盖在“大故宫”之内。
 
 　　——子午线。故宫的建筑严格地遵循对称规则，沿一条南北走向的子午线，即中轴线，依次排列，对称展开，无论是平面布局、立体效果还是建筑形式，都显示出庄严、雄伟、壮丽、中和的气度。故宫主要建筑分布在中轴线上，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中正安和理念的精髓。[11]
 
 　　3个人作品
 
 　　(1)《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25万字，1983年，北京。
 
 　　(2)《满学论集》，民族出版社，35万字，1999年，北京。
 
 　　(3)《正说清朝十二帝》，中华书局，25万字，2004年，北京。
 
 　　(4)《明亡清兴六十年》中华书局，2006年(上)，2007年(下)，北京。
 
 　　(5)《康熙大帝》中华书局，2008年，北京。
 
 　　(6)《大故宫》(1)(2)(3)，长江文艺出版社，80万字，2012年，北京。
 
 　　(7)《古都北京》，朝华出版社，1986年，北京。
 
 　　(8)《合掌录：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九州出版社，2009年，北京。
 
 　　(9)《努尔哈赤全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江苏。
 
 　　阎崇年，汉族[1]，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2]。著名历史学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清史、满学，兼及北京史。出版专著数十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日、韩等国文字。为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清十二帝疑案”、“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和“大故宫”系列讲座，在国内外引发强烈社会反响，被誉为《百家讲坛》的“开坛元勋”。论文集有《满学论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燕步集》共四部;专著有《努尔哈赤传》、《古都北京》、《天命汗》等十六部。主编学术丛刊《满学研究》第一至六辑和《袁崇焕学术论文集》等十一部。先后发表满学、清史论文二百五十余篇[2]。
 
 　　倡议并创建了第一个专业满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倡议并主持第一至第五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先后赴美国、日本、韩国、蒙古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或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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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阎崇年的个人作品

作品出版社字数年份　　出版地《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25万字1983年北京《古都北京》朝华出版社　　1986年北京《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清代卷》北京出版社　　1987年　　北京《天命汗》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年吉林《中国都市生活史》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7年　　《满学论集》民族出版社35万字1999年北京《清朝皇帝列传》紫禁城出版社　　　　2002年北京《清朝通史：太祖朝》紫禁城出版社　　2003年北京《清朝通史：太宗朝》紫禁城出版社　　2003年北京《正说清朝十二帝》中华书局25万字2004年北京《袁崇焕传》中华书局　　2005年北京《明亡清兴六十年》中华书局　　2006年（上）2007年（下）北京《康熙大帝》中华书局　　2008年北京《合掌录：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九州出版社　　2009年北京《大故宫》长江文艺出版社80万字2012年北京《努尔哈赤全传》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年江苏

6. 阎崇年的人物经历

 1934年4月24日，阎崇年出生在山东蓬莱的解宋营一户渔民家庭，阎崇年在这个半渔半农的村子一直生活到15岁。谈起童年，他还有很清楚的印象。那时他随着家里务农，也随着渔民出海，体会过烈日炎炎的辛苦，也见过波涛汹涌的危险场面。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也正是在村里，阎崇年开始上学读书，也初次接触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满学。阎崇年自1955年从北京市第六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回族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老师主张历史不要光是在书斋里研究，要把历史还给群众，要用历史知识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主张既要对历史进行学术研究，又要注重对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阎崇年对历史的研究十分痴迷，为此还曾遭受过磨难。他曾在一所学校工作，有人说他走“白专”道路，是“右倾”，于是在1963年到1965年期间，他被下放到地处居庸关的北京南口农场，进行思想改造。逆境中阎崇年仍然不忘偷看历史书籍。一次他被找去谈话。领导问：“你为什么到农场？”他说：“改造思想。”“改造思想你为什么看线装书（历史书）？”他说：“我学清史啊。”这位领导较为开明，没再批评他，只是让他注意群众影响，并安排他值夜班的工作，使他能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回想那段往事，阎崇年幽默地说：“改造成红专就好了，可一直没改造好，才写出《努尔哈赤传》、《正说清朝十二帝》、《袁崇焕传》等几十部著作来。”书看得越多，阎崇年处事就越加地沉稳。“文革”期间，他既不参加“保皇派”、也不参加“造反派”，称自己是“逍遥派”。“文革”10年他没挨过斗，也没被抄过家，比较幸运，正好抓紧时间看书。他说：“若加上下放3年，读书就读了10多年。所以‘文革’这10年，从某种意义说我是‘得益者’。” 回报民众  从2004年3月走上《百家讲坛》，阎崇年已经渐渐成为一个公众人物。有人评价其大器晚成，到了70岁才盛名在外。但阎崇年却认为，成功是一个过程，没有终点。“其实我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之前，同行都知道我。世界上从事清史和满学研究的同行，也都知道我。但是走向广大的观众，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我却还是第一次。”阎崇年指出，一个专家学者，首先必须要同行认可才行，其次，才要广大群众的认可。“一个人得到两个认可是很难的。纯学者的话，有同行认可就可以了。能够走向广大群众，再得到他们的认可，当然就更好了。”在求学路上屡获助学金帮助的阎崇年，更是把回报民众作为学者的职责之一。“一个学者有多种责任，第一种责任叫做学术责任。主要是与同行交流，推动学术交流。但学者还应有别的责任，就是把所学的知识，来自人民的，还要还给人民。我学习和研究清史有50年了，我想把我学的东西尽可能地回报给社会，回报给民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者应该有的责任。  正说风尚  2004年，阎崇年初登CCTV-10频道“百家讲坛”，主讲《清十二帝疑案》系列，共37讲。阎崇年自此成为“百家讲坛”走出低谷的转折点，并开创了正说历史的风尚。当时，阎崇年出版过一本《努尔哈赤传》，因此被认为是讲《清十二帝疑案》第一讲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最佳人选。栏目制片人聂丛丛拿着聘书到阎崇年家，阎崇年很是犹豫，只答应试一试。结果试讲效果非常好。录完以后，聂丛丛和编导请阎崇年吃饭，并提出请他负责讲完全部《清十二帝疑案》。阎崇年不敢答应，只同意再讲一集皇太极。讲完皇太极后，《清十二帝疑案》的收视率开始节节高升，“百家讲坛”的综合排名保持在科教频道的第二位。阎崇年也慢慢有了信心，于是又讲了康熙、雍正、乾隆，就这样延续下去，一直讲到了宣统。《清十二帝疑案》讲完了，阎崇年又开始讲《清十二帝疑案总说》、《清十二帝疑案答疑》，创下了当时科教频道的最高收视率0.57。 阎崇年在讲稿基础上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热销数十万册，好评如潮。阎崇年曾说：这本书的读者面比较宽，上到院士，下至8岁的小学生都可以读。具体说来，这本书在四个方面有所尝试，即“正说”、“细说”、“通说”、“新说”。  “正说”——与“戏说”历史不同，这本书强调“正说”。“正说”是按照历史原貌，向广大受众公正地、真实地讲述历史。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对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清朝历史和清朝皇帝情有独钟，并且逐渐“戏说”成风。这既引发了人们对清史的关注，又对它的真实性疑惑不解。人们普遍期待“正说”清史，这本书卖得好正是“久旱逢甘雨”的结果。其实，人们对“正说”与“戏说”都需要，既不能要求史家去“戏说”，也不必苛求影视家去“正说”。对受众来说，看“戏说”时应该知道这是“戏”，看的是热闹，不可当真；看“正说”时，应该知道这是“史”，了解的是“真实”，不能只图热闹。老百姓的文化素养提高了，就能辨别。  “细说”——历史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过去的历史书比较粗，教科书和史学著作通常是概括地梳理历史发展脉络，阐述重大历史事件，评述重要历史人物。比如光绪皇帝的死，就一个“崩”字。但这些小事件往往是观众、读者关注的重点、热点和疑点。阎崇年就把有关光绪帝死因的五种说法详细列出，从以前的档案、文献、口碑、论著的观点与资料出发，分析综合，加以解说。既有鲜明的观点、丰富的史料，又有细致的讲说、深入的分析，并讲述自己的见解。这样，历史就变得有血有肉，读起来就有味儿了。  “通说”——阎崇年认为，对一个朝代的兴盛衰亡，横着看不出来，只有纵着看才可以。清朝全史、清朝列帝其贯通的内在联系，其兴衰、成败、治乱、福祸之镜鉴，需要系统地进行解说。比如，清朝十二帝各有其历史贡献，也各有其政弊。那么，清朝的兴、盛、衰、亡，有些什么经验与教训呢？清太祖努尔哈赤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衰世”的基因。显然八旗制度是其“种子”与“基因”的一个枢轴。八旗制度是清朝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八旗盛则清兴，八旗衰则清亡。  “新说”——对清朝的好多事件，阎崇年做了“新说”。比如鸦片战争，以前中学教科书突出“落后就要挨打”，阎崇年讲“落后可能挨打”，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责任主要由道光帝承担。当时英军入侵，后方在大西洋那边，如果号召“勤王”，道光皇帝是有可能打败敌军的。弱胜强，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是很多的。道光皇帝的祖先，当年进行的萨尔浒之战、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  讲坛传奇  2006年9月，阎崇年再登“百家讲坛”，主讲《明亡清兴六十年》系列，共46讲，并出版同名图书。2008年3月，阎崇年三登“百家讲坛”，主讲《康熙大帝》系列，共23讲，并出版同名著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当阎崇年研究清史时，就是从研究康熙入手的。1964年，他写出论文《评康熙帝》，但过了多年才获发表。尔后，他研究重点转到清入关前，但对康熙朝历史的关注从未懈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对康熙朝历史的学习与关注，时时事事处处，始终萦绕于心。”也因此，在百家讲坛完成《康熙大帝》系列讲座，当他对康熙朝历史做一次系统的梳理后，他认为这也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 在《康熙大帝》一书中，阎崇年从国际、平民、电视、公正和人文等五大视角，对康熙的成长经历、丰功伟绩、日常生活、遗憾缺失等一一进行阐述，视野开阔，情节跌宕，分析精当，给读者呈现出一位性格鲜明、大智大勇、文韬武略的千年一帝的丰满形象。 阎崇年说，希望这本书成为励志读物，他认为，励志的对象可以说是遍及各种读者类型。对于小读者而言，康熙的自强不息值得推崇，他小时候就失去父母，还患过天花，但他克服困难，一步步实现自己的宏愿。对于中年读者来说，应该从书中了解康熙如何为了国家进行不屈不挠的奋斗。而作为特定读者群的公务员从中会汲取营养，那就是了解康熙如何治国。而说到康熙个人修养、自身学习时，阎崇年很推崇一句话：“圣人、贤人和凡人、俗人有什么区别，就两个字——志、学。”   故宫热潮  2012年，阎崇年第四次登上“百家讲坛”，主讲《大故宫》系列，共64讲。同时出版《大故宫1》、《大故宫2》、《大故宫3》三部著作，在全国掀起关注、学习和研究故宫的热潮。阎崇年担任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等职务，其历史研究课题多与故宫相关。在多次实地考察北京明清故宫、沈阳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后，阎崇年首次提出“大故宫”概念，旋即引发了创作灵感――在大中华文化背景下，从故宫入手，寻求解读历史的突破口。在这一灵感的激发下，阎崇年决定打开故宫外延，首次将颐和园、圆明园、避暑山庄、沈阳故宫、南京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等，纳入故宫姻系，并以此为脉络，透彻解析绵延千百年的封建皇家族系、机制构架、社会人文、文化渊源，以及建筑、文物、民风等，做一个“故宫大百科”式的宏大项目。阎崇年说，他以往的讲坛类节目，主要沿历史人物的生命轨迹，以时间为顺序，逐渐演绎推进；这次主讲《大故宫》，则是以建筑空间为顺序，作为讲述的主线索。每一讲，都先设定一个空间的概念，再让这个空间里的时间、人物、事件、建筑、文物等“落地生根”。在阎崇年看来，要讲清楚“大故宫”，必须“先看世界，再看中国”。为此，阎崇年广泛联系了国外史学家、汉学家，并与两岸故宫博物院“掌门人”，以及建筑、历史、文物等领域的诸多专家沟通，力求为“大故宫”获得立足于东西方比较文化根基之上的多视角、多元化解读。阎崇年说，仅仅是资料搜集、联系专家等准备工作，就花费了他整整一年的时间。

7. 你是如何评价阎崇年先生？

8. 大家是如何看待阎崇年的呢

2006年9月2日，阎崇年在央视百家讲坛“明亡清兴六十年”的讲座中对于张居正的死亡时间做了如下错误表述（原话录之）：“……，但是，万历十二年，1584年，张居正故去了，这一年很重要，就是前面讲的袁崇焕诞生也在万历十二年，就是1584年。张居正故去之后，万历皇帝开始了亲政时期。”
张居正真正的死亡时间根据《明史·卷20·本纪第二十·神宗一》的记载：“万历十年六月丙午，张居正卒。……万历十二年夏四月乙卯，籍张居正家。……秋八月丙辰，榜张居正罪于天下，家属戍边。”所以，张居正死亡的确切时间应为万历十年六月丙午，即：公元1582年农历6月20日。
很明显，阎崇年先生把抄张居正家与公示张居正“之罪”的万历十二年当成了张居正的自然死亡之年。而在阎崇年先生“明亡清兴六十年”的系列讲座中中，万历十二年是很有意义的一年，是“六十年”的起始年，“六十年”就是由万历亲政的1584年说起，到清定都北京的1644年结束，而阎崇年先生错把这一年当成张居正的自然死亡年，不应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