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如题 谢谢了

1. 什么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如题 谢谢了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Samuelson effect)，是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已故的贝拉•巴拉萨(Bela Balassa)和诺贝尔奖(Nobel)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名字命名的，他们二人分别发现了这一理论。应”(BalassaSamuelson effect)，是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已故的贝拉•巴拉萨(Bela Balassa)和诺贝尔奖(Nobel)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名字命名的，他们二人分别发现了这一理论。这个理论直截了当。经济活动包括两类：可贸易的——随时可以远距离...  什么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含义是什么?  经济理论指出，一个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其实际汇率应该不断上升。这就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Samuelson effect)，是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已故的贝拉•巴拉萨(Bela Balassa)和诺贝尔奖(Nobel)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名字命名的，他们二人分别发现了这一理论。  这个理论直截了当。经济活动包括两类：可贸易的——随时可以远距离供应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和不可贸易的——理发、照看孩子等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前者生产率的提高往往快于后者。  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谈论的是一个实行固定汇率机制的小国。那么，可贸易经济活动的价格将由全球市场决定，其在国内的价格为全球价格乘以汇率。不可贸易经济活动的价格，相对于可贸易活动的价格将上涨，因为其相对单位劳动成本将会上升。这就是理发在穷国便宜、在富国贵的原因。  这一切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呢？正如伦敦咨询机构Smithers & Co的安德鲁•史密瑟斯(Andrew Smithers)所指出的那样，答案在于，实际汇率上升是“一条不叫的狗”。  尽管中国在2005年7月对汇率政策做了微幅调整，但自1994年1月以来，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几乎一直没有变动。过去9年，中国的通胀率大多数时候都低于美国，因此实际汇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据JP摩根(JPMorgan)估计，自1998年1月以来，人民币实际汇率已下降约7%。（见图表）  然而，中国似乎满足实际汇率上涨所需的一切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在9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指出，自1979年以来，中国工业领域生产率的增幅平均每年比服务业高出3个百分点。  如果人们预期会上升的实际汇率不升反降，那么人们也就会认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将变得更有竞争力。证据表明，情况确实如此：看看中国出口的惊人增长和经常账户盈余的不断飙升吧。  我认为，目前有三个基本指标表明，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了。首先，外汇市场干预所需的规模；其次，外汇收入过剩的根源如今是经常账户盈余，而不是相对不稳定的短期资金流入；最重要的是，基本差额盈余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见图表）。基本差额即经常账户与长期资金流入之和。瑞银集团(UBS)的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认为，人民币低估幅度约为20%。*  正如史密瑟斯所主张的，人民币实际上的逐渐贬值，正是中国崛起对全球通胀起到抑制作用的原因。中国出口产品的美元价格，的确一直呈下降趋势。但这并非是必然的。是近乎固定的名义汇率与不断下降的实际汇率的结合，才造成了这种结果。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这不是偶然的。相反，正如安德森指出的，为取得这一成果，中国政府付出了不少努力。  在正常情况下，强大的经济力量会纠正日趋低估的实际汇率。伟大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曾指出，货币机制是实现这种结果的一种方式。在汇率固定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相应的自愿资金外流，来抵消经常账户盈余，就会造成货币基础的增长。这应会造成信贷扩张、需求过度、国内价格水平提高及实际汇率上升。  简言之，经济过热不是问题，而是实际汇率被低估的“天然解决方案”。但正如安德森所指出的，中国经济够大、够封闭、管制够严、劳动力也够丰富，足以防止形成这种效应。  为将汇率保持在低水平，中国央行买进了大量外汇，但它一直能够冲销大规模买入外汇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见图表）。此外，由于中国的总体储蓄水平非常之高，资本市场与世界其它地区充分割裂，因而其国内利率水平较其目前的外汇储备回报率约低1.5个百分点。  冲销即通过发售国内票据，消除官方干预外汇市场产生的多余流动资金，这不仅仅是可行的，甚至还极为有利可图 —— 如果愿意忽视最终遭受巨额资本损失的风险。从远期看，低国内利率产生的支出，确实可能造成过度的需求和通胀，特别是在经济和金融体系实现了自由化的情况下。不过，几乎没有迹象显示这样的情形迫在眉睫。  上周专栏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府有很好的理由从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吸收国内多余的储蓄。不过，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在很长时期内不进行这种调整。  因此，中国政府可以选择。那么，应该怎么选呢？如果他们决定减少经常账户盈余，那么他们是否应该允许名义汇率更快上升，或是经济过热和通胀加速？要扩大需求，他们又该作出何种选择呢？这些将是下周本系列专题最后一篇探讨的主题。

2. 巴拉萨-萨缪尔森定律的数学推导过程

假定如下，两个国家，两个部门，两种生产要素，生产函数都是C-D生产函数(Y=A·K^p·L^(1-p))，且不考虑贸易流通成本。A国的贸易部门工资、价格、边际劳动生产率分别为WT1，PT1，ρT1。A国的非贸易部门工资、价格、边际劳动生产率分别为WN1，PN1，ρN1。B国的贸易部门工资、价格、边际劳动生产率分别为WT2，PT2，ρT2。B国的非贸易部门工资、价格、边际劳动生产率分别为WN2，PN2，ρN2。A国可贸易部门的产出YT1=AT1·KT1^(1-α)·LT1^α。A国非贸易部门的产出YN1=AN1·KN1^(1-β)·LN1^β。B国可贸易部门的产出YT2=AT2·KT2^(1-γ)·LT1^γ。B国非贸易部门的产出YN2=AN2·KN2^(1-ε)·LN1^ε。再假设各部门工资等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WT1=α·AT1·(KT1/LT1)^(1-α)·PT1=α·ρT1·PT1，WN1=β·AN1·(KN1/LN1)^(1-β)·ρN1=β·ρN1·ρN1。一国之内，劳动力可以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间流动，故二者工资水平应当相等，WT1=WN1，亦即α·ρT1·PT1=β·ρN1·PN1，从而，PN1=α·ρT1·PT1/(β·ρN1)贸易部门的工资增长通过劳动生产率提高实现，而非贸易部门的工资增长则通过非贸易品价格上涨达成。此时，物价总水平为P1=PT1^θ·PN1^(1-θ)。相应的，B国也存在同样的情况，PN2=γ·ρT2·PT2/(ε·ρN2)，物价总水平P2=PT2^σ·PN2^(1-σ)。国与国之间，贸易品价格通过商品套利，可以实现一价定律（无流通成本），e·PT2=PT1。而对应物价总水平的实际汇率E=e·P2/P1=e·PT1^θ·PN1^(1-θ)/[PT2^σ·PN2^(1-σ)]，化简上述结果得E=e·PT1·[α·ρT1/(β·ρN1)]^(1-θ)/{PT2·[γ·ρT2/(ε·ρN2)]^(1-σ)]}，进一步约去贸易品一价定律得如下两国实际汇率关系E=[γ·ρT2/(ε·ρN2)]^(1-σ)/[α·ρT1/(β·ρN1)]^(1-θ)

3.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介绍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简称巴萨效应）是指在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国家，工资实际增长率也越高，实际汇率的上升也越快的现象。当贸易产品部门（制造业）生产效率迅速提高时，该部门的工资增长率也会提高。国内无论哪个产业，工资水平都有平均化的趋势，所以尽管非贸易部门（服务业）生产效率提高并不大，但是其他行业工资也会以大致相同的比例上涨。这会引起非贸易产品对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我们假定贸易产品（按外汇计算）的价格水平是一定的话，这种相对价格的变化在固定汇率的条件下，会引起非贸易产品价格的上涨，进而引起总体物价水平（贸易产品与非贸易产品的加权平均）的上涨。如果为了稳定国内物价而采取浮动汇率的话，则会引起汇率的上升。无论那种情况都会使实际汇率上升。在思考汇率的中长期趋势时，本国货币与内外通货膨胀之差按比例折扣以后的（相对）购买力平价是一项可参考的指标。购买力平价成立，意味着实际汇率保持一定。但我们不能忽视下面两种力量的效果，它们使汇率偏离购买力平价，使实际汇率发生变动。一是巴萨效应，即越是增长率高的国家，实际工资的上涨率也就越高，受此影响，实际汇率的上涨率也就越高。另一个是贸易条件（出口产品对进口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在其他条件保持一定的情况下，贸易条件的恶化意味着实际汇率的下跌。

4.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主要观点

具体地说，“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的思想可以逻辑性地由五个逐渐推进的分论点完整加以表述。 (1)当存在贸易限制时，在考虑运输成本的范围内，可贸易品的价格通过汇率达到一致。 (2)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假定下，不同国家可贸易品部门的工资水平差异将与这一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差异相对应，同时一国内部的劳动力流动将使得每个经济体内部工资均等。 (3)服务部门与可贸易部门相比，国际间的生产率差异较小，在各国内部工资均等化的作用下，生产率较高的国家服务业价格水平将更为昂贵。 (4)因为服务业进入到了购买力平价的计算之中，但是并不直接影响汇率，两国货币的购买力平价水平，在用较高生产率的国家的货币为单位衡量时，将低于均衡的汇率水平。 (5)两国间可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越大，工资与服务业价格的差异就越大，相应的购买力与均衡汇率水平之间的缺口就越大。

5. 巴拉萨-萨缪尔森定律的举例

《经济学人》杂志编制了一个所谓“巨无霸指数”，发现中国的麦当劳巨无霸在12~15元，而美国却是在3~4美元的水平，二者比例并不等于两国的汇率，从而有人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但是，从B-S定律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就有了合理解释，美国劳动生产率高于中国，其物价水平会高于中国，同时实际汇率就会小于1（E=eP*/P），同样商品在美国能换到的货币会比在中国换到的货币多。

6. 巴拉萨-萨缪尔森定律的介绍

巴拉萨-萨缪尔森定律，由巴拉萨提出，此效应可解释生产力快速提高国家的结构性通胀。

7. 巴拉萨-萨缪尔森定律的结论

根据上文所述的模型分析，国与国之间因为非贸易部门的存在，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一价定律（不管是绝对购买力平价或者是物价变动形式的相对购买力平价），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总是存在天然的背离，E（实际汇率）=eP2/P1，移项得e=P2/EP1=πP2/P1，这也就说明了弱购买力平价的合理性，两国间的名义汇率并不直接等同于两个国家的物价之比。另外，一国贸易部门生产率相对另一国出现快速增长，物价就会出现较快增长，并伴随着实际汇率的升值 。

8.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假说修正

在后来的研究中，众多学者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中严格的假定条件逐一开始修正与完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引入需求方传导机制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只是从供给方面，通过劳动力工资渠道给出了生产率增加对实际汇率影响的机制。实际上，生产率增加还可以通过需求方的传导机制，如政府开支增加等，对实际汇率产生影响，提高不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对实际汇率产生影响。Asea和Mendoza（1994）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求方与供给方因素在决定不可贸易品相对价格中同样重要。从需求方来看，生产率提高后收入也增加，从而导致政府开支和私人需求偏好的变化，进而引起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需求量的变化，也就是影响它们的相对价格，最后使得实际汇率发生变化。Gregorio和Wolf（1994）放松了原来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完全竞争、完全国际资本流动和可贸易部门一价定律成立的严格假设，目的是吸收需求方因素和贸易条件变量，证明了经济需求方在长期同样可以影响相对价格的变动。Fischer（2002）建立了一个小国经济模型，来考察实际汇率在面临各种冲击时的变化，并以中东欧国家为样本，通过面板检验分析，得出生产率冲击不仅仅通过供给渠道起作用，而且也通过投资需求渠道起作用的结论。MacDonald和Wojcik（2004）以欧盟4个转型经济国家为研究样本，考察这些国家需求方和供给方对实际汇率影响的相对重要性。结论表明，需求方和供给方对这些国家实际汇率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通货膨胀和竞争力来说相对不大。2.引入不完全市场竞争框架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分析框架下解释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之间的相对价格，相对价格主要取决于生产率和利润加成。Coto－Martinez和Reboredo（2003）使用了OECD7个主要国家的部门面板数据，经验分析表明，相对价格的变动是由相对生产率价格加成的变动决定的。Sndergaard（2003）认为，在垄断的分析框架下，通货膨胀差别不仅仅是由生产率的差别决定的，而且是由相对工资率差别决定的。Unayama（2003）将产品的多样性引入到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之中，目的是扩展实际汇率决定的模型。因为产品的多样性，实际汇率不仅取决于不可贸易品相对于可贸易品的价格，而且取决于可贸易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其使用“基础设施技术”决定多样性的程度，影响到实际汇率变动，并通过经验分析的结果证实了该模型成立。Mejean（2005）运用OECD国家的数据，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比较了两部门相对价格的两个决定因素。一个是不同的生产率，另一个是可贸易部门与购买力平价之间的偏离导致的不可贸易部门的相对价格。Sheng和Xu（2005）引入了劳动力市场效率，认为在可贸易部门里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强，即存在摩擦性结构失业的情况下，实际汇率与部门生产率之间可能恢复到正相关关系。3.完善经济增长与实际汇率升值的传导机制经济增长与实际汇率升值的传导机制需要完善和拓展。因为除了制造品出口增加以外，有很多外生冲击都会影响到一国生产率提高和实际汇率升值，比如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生产力的共同提高导致一国生产率的提高和实际汇率的升值。另外，在发展中国家，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比较严重，劳动力不能实现完全的自由流动，因此即使可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使得其工资水平提高，也未必能传导到不可贸易部门，引起不可贸易部门工资的提高。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物价并非完全由市场决定，而是存在很强的政府干预因素，因此即使不可贸易部门的工资提高，其相对价格也并不一定提高。4.引入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一直以来，很多学者通过在模型中增加变量对模型进行调整，以使其更加符合现实。Hsieh（1982）引入了工资率，解决了工资涨价和讨价还价的问题，他通过分析1954－1976年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数据，发现生产率差异和实际汇率之间存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关系，而且在采用工具变量技术对回归方程重新修正后，得到的结果仍然支持该假说。Clague（1986）；Edison和Klovland（1987）；Astrov（2005）引入了贸易条件变量，因为出口价格比进口价格上涨快得多，所以贸易条件得到改善。贸易条件的改善反映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以及出口厂商在外汇市场运作能力的增强。Edison和Klovland（1987）检验了1874－1971年间英镑对挪威克朗的实际汇率，分别以实际产出和商品/服务作为生产率的替代指标，发现在长期中，英国与挪威的生产率增长差距影响两国货币的实际汇率走势。Clague（1986），Rogoff（1992）引入了石油价格变量，调整了石油进口商价格偏好和政府不可贸易品的消费倾向偏好问题。MacDonald和Ricci（2005）引入了分配部门，认为本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和分配部门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加，导致了实际汇率升值。Vieweg和Roubal（2005）引入了FDI变量，认为国内的投资主要流入到可贸易部门，而大量FDI主要流入到不可贸易部门。Thomas和King（2005）拓展了Chinn（2000）的假设，引入了“土地”这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土地与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一起决定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得出在亚太地区的国家不存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Chaban（2006）非常重视“本国偏见”，强调了分配利润对可贸易品和偏向于国内生产的制造品的本国偏见。Clements和Lan（2007）引入了“国际贫困线”指标，把所有国家分成了富国和穷国两类，得出使用现行汇率扩大了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