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个方针、一条主线和三大变革是什么?

1.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个方针、一条主线和三大变革是什么?

一个方针：就是质量第一、效率优先；坚持一条主线：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三大变革：质量、效率、动力。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加快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是未来中国经济建设当中的一个总纲领。那么怎么去建设？要坚持一个方针：就是质量第一、效率优先；坚持一条主线：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三大变革：质量、效率、动力；建设四位协同的产业体系：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建设“三个有”的经济体制：市场机制要有效、微观主体要有活力、宏观调控要有度。拓展资料：现代化经济体系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现代化体系是一种系统思维，是从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视角来认识现代化的。各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不同，现代化既有共性也有具体性，中国现代化战略和经济体系现代化建设尤其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中国现代化战略的系统探索和实施，一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同步。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1956年，这一战略被列入党章。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并代表中共组织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改革开放后，针对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问题，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全新时期，通过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40年来理论探索和战略制定的主线。1978年12月13日在组织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提出“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方针上来”。1979年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把小康概念用于中国现代化战略表述，“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以此概念为基础，设想了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第一步，1981～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九大报告专门用两部分来探讨新时代现代化发展，即第四部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第五部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立现代化体系”。报告把实现现代化体系的目标、步骤、方法进行了细化，提出了现代化新征程两步走战略，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 十二五时期,我国改革的三条主线是什么

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以适应公共需求变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

3. 为什么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主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后选择的治理药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思维：　　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在新常态下的具体运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思维和战略举措，其理论基础既不是供给学派，也不是结构主义，更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在新常态下的具体运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创新，它标志着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目的是通过改革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创造条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更坚实的物质基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也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具体而言就是以新常态理论为创新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它以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以是否形成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为检验标准，把握促进经济增长的多层次举措，构建新型所有制模式，从整体调整、全面改革、协调发展的角度。　　第一，从社会主义本质论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核心标志是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水平。按照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关系理论，各种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归根结底都是利益关系。要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体系，就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的作用，建立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通过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形成利益和谐共容的生产体系、分配体系和交换体系。　　第二，从政治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来看，经济增长的动力不仅来源于资本、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投入，更为重要的来源是技术和分工水平的提升。增长阶段转换体现为产业体系升级，并会出现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局部性的革命性变化。因此，促进经济增长的举措包含多个层次，构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环境。　　第三，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制理论，生产力发展受到阻滞，意味着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体系方面存在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构建新型所有制模式。　　第四，根据政治经济学市场运行理论，市场供求失衡不仅意味着需求不足或供给过剩，而且表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都出现了问题，是多环节的市场失灵。其中，生产环节中的所有制、企业劳动关系、治理体系以及竞争体系尤为重要，是很多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所在。　　因此，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必须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多环节寻找答案，从整体调整、全面改革、协调发展的角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要从生产环节入手，推动过剩产能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排除干扰，心无旁骛，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重大原则：一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任务；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生产力能否解放好、发展好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重大原则性问题；三是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必须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要为创新人才建立完善激励机制，调动其积极性。对各级干部，要坚持激励和约束并举，既坚持党纪国法的“高压线”，也要重视正面激励，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给那些呕心沥血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总之，我们要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各方面的力量凝聚起来，形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合力。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后做出的重大判断。生产成本上升、技术进步方式变化、投资收益率下降、出口导向型增长不可持续，这几个因素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源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速下降、消费占比提高、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换，以及对自主研发的需求增加。　　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从短期来看，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表现出四大典型特征：一是在GDP增速逐季回落过程中，价格总水平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二是在GDP增速与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回落的同时，就业状况保持较为良好态势；三是七大类结构参数开始发生较大变化，我国结构大调整时代已开启；四是前期刺激性政策的负面效应出现，经济系统性风险难以在短期内化解。从中期来看，我国经济出现九大特征：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转化；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组织新特征；人口老龄化日趋加快，农业富余人口减少，经济增长将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从长期来看，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表现出六个基本特征，即阶段性增长、创新驱动增长、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型增长、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增长。　　因此，新常态下，我国发展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也面临着很多新问题和新矛盾。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需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念，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后选择的经济治理药方。“四降一升”等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在当前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药方有局限性，根本之道在于结构性改革。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必须破除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突出矛盾和问题。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近期主要表现为“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

4.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和主线是什么?

5.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由五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重要环节构建而成）。
①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②建立和培育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③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 　　
④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⑤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扩展资料：
40年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创造了经济连续高增长的奇迹。其成就突出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机制建设与制度创新取得显著成效。中国经济改革主要是以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主线展开的。
（1）初步形成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确立了市场作为资源主要配置手段的地位，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引入了竞争机制，提高了资源配制的效率。
（2）初步形成以公司治理结构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微观体制的基础，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条主线，经过30 年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初步确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了法人治理结构。
（3）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经过30 年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首先，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体制框架。
一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方面，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
二是在收入分配体制方面，建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体系并存的分配体制，极大调动了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经济体制改革

6.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题和主线是什么

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品质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7. 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是什么意思

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除供给约束，积极进行供给干预促进经济发展。当前要把改善结构供给作为主攻方向含义也要理解清楚才能正确做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有明确的理念，也有清晰的思路，还有具体的任务。要坚定地干、大胆地干、扎实地干、精准地干、决不回头地干????不是实行需求紧缩，供给和需求两手都得抓，但主次要分明，当前要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不是搞新的“计划经济”，而是为了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8. 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哪些方面呢?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哪些方面?
答: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尝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对于体制转轨，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或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多种方式，人们把20世纪开始、持续至今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方式：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或“休克式疗法”。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标志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连续20年经济平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限制在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1979年至1999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6.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1999年平均为8.9％），没有到两位数，从而没有危及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张卓元，2000）。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上涨率总的来说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实惠。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迅速改革可能导致的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两条腿”走路。
 
当然，我们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时间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