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结果、讨论

2024-05-14 15:03

1. 研究结果、讨论

8.1.3.1 水的物理、化学特征
黄龙沟沿途水的物理、化学特性如表8.1、图8.4所示。由此可知:

表8.1 黄龙沟沿途水的物理化学特征

1)泉水(9号观测点)的pH值较低(<6.50),Ca2+和  浓度高,分别达到约5mmol·L-1和12mmol·L-1,CO2分压高达20000Pa以上。这些地球化学特征与该区气候、植被条件明显不相适应,反映泉水化学的非气候成因。联系泉水所处的地质条件(图8.2)及泉水CO2气体碳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δ13C=6.8‰),黄龙沟泉水化学特征与深源CO2的断层导通有关。
2)随着泉水的涌出和径流(自9号泉水点至下游8、7、6、5、4、3、2、1号点),因水的CO2分压远高于大气的CO2分压(29Pa),导致CO2自水中大量逸出,水的CO2分压降至约100Pa,水的pH值显著升高至8.40,方解石饱和指数从泉水的负值(反映水具有侵蚀性)迅速提高为很高的正值(+1.20),这为黄龙沟钙华的沉积准备了重要的化学基础。钙华的大量出现体现在沿途水的Ca2+和  浓度(因而电导率)明显降低,至下游1号点时,Ca2+和  浓度分别降至2mmol·L-1和4.5mmol·L-1左右。
应该指出的是,黄龙沟溪流系统是复杂的,在接受泉水补给的同时,它还受到源头融雪水混入的影响,特别是夏季气温较高时。如1993年7月的观测显示,6号、7号观测点的水温显著偏低(图8.4),显然与融雪水在这两处的大量混入有关。由于雪水的Ca2+、Mg2+和  浓度、电导及方解石饱和指数较低,因此融雪水的混入也造成了6号、7号点水的这些指标的降低。

图 8.4 黄龙沟沿途水的物化指标变化


图8.5 试验后大理岩的表面结构

(a)SEM 图像,以显示石片沉积部分和未沉积部分(被塑料片夹持)结构的巨大差异;(b)SEM图像,以示石片沉积部分进一步放大后沉积晶体结构的细节
8.1.3.2 方解石沉积速率: 水动力(扩散边界层)效应
为了从大理岩石片重量的增加得到观测点处方解石的沉积速率,必须知道石片上发生沉积的有效表面积。图8.5是试验后石片的扫描电镜(SEM)图像,很明显,方解石沉积发生在大量晶体的多个表面。因此,实际发生沉积的有效表面积远大于沉积前石片的几何表面积,按Svensson&Dreybrodt(1992)的研究及SEM影像,采用沉积有效表面积为石片几何表面积的两倍进行沉积速率计算。所有计算结果列于表8.2中,并以REXP表示。为直观和便于分析起见,作为一典型例子,图8.6显示了1991年9月的观测结果。

表8.2 不同水动力条件下方解石沉积速率的试验观测值和模型计算值


续表

注:1.REXP—野外试验观测沉积速率,RPWP—PWP 模型计算速率,RDBL—DBL模型计算速率。
2.?—沉积速率低于1×10-10mmol·cm-2·s-1。
3.DBL模型计算时,快速流(即边石坝和河床滩华处)和慢速流(即水池内)条件的扩散边界层厚度(ε)分别取平均值0.01cm和0.03cm。
图8.6中正三角形代表边石坝或河床滩华处的方解石沉积速率,而倒三角形则指示钙华水池中的情形。前者代表快速流条件,后者流速明显降低,这进一步体现在边石坝、河床处的扩散边界层厚度(平均0.01cm)小于水池中的扩散边界层厚度(平均0.03cm)。从图8.6 可以看出,边石坝、河床处的方解石沉积速率显著高于水池,前者一般是后者的2~5倍。由于每一观测点处两石片的距离均不足1m,因此沉积发生在整体溶液水化学几乎相同的条件下,野外也未观测到任何水化学的差异。这一切说明水动力条件对方解石的沉积速率具有显著的控制作用。即其他条件相同时,流速愈快,愈有利于方解石的沉积;反之,流速愈慢,愈不利于方解石的沉积。前者起因于快速流时固液界面间扩散边界层较薄,阻力较小;后一关系则源于流速较慢,边界层较厚,因而沉积阻力较大。这一基本结论可从下面 DBL模型预测值与试验观测值的较好一致性进一步得到证实。此外,观测发现自8号点至7号点以下,方解石沉积速率显著降低,反映了溶液方解石饱和度的影响(图8.7)。特别地,1992年6月,一场大的降雨使得沟内融雪水大量混入6号、7号点,结果,水的方解石饱和指数分别降低至0.85和0.77。尽管这一高饱和指数,仍然观测不到明显的方解石沉积(表8.2,图8.7)。这一现象也被许多研究者(Suarez,1983;Troester&White,1986;Kazmierczak&Kempe,1990;Dreybrodt等,1992)在野外和室内实验中观测到,即方解石沉积在SIc<1.0 时受到阻滞。

图8.6 黄龙沟沿途沉积速率试验观测值及与PWP模型和DBL模型的对比

?—样品丢失无数据
8.1.3.3 方解石沉积速率的模型预报
这里测试了目前流行的两个重要的模型,即前面介绍的PWP方程和DBL模型。
(1)PWP模型结果
基于野外观测及水样的室内分析结果,利用 SOLMINEQ 计算机化学软件,得到了水中相关组成(H+,H2CO3,Ca2+,  )的活度,进而应用PWP方程得到了模型预报值,这些值列于表8.2中,以 pPWP表示;于图8.6 中,以实心圆点所示。可以清楚地看出,PWP模型值远高于野外试验观测值,前者通常为后者的10倍,最高可达40倍以上。
由于PWP模型实际上属于表面反应控制模型,它未考虑扩散边界层内溶质传输对速率的控制,因而无法解释野外观测到的边石坝上与水池内沉积速率的巨大差异。

图8.7 黄龙沟方解石沉积速率与饱和指数(SIc)的关系

(2)DBL模型结果
该模型已在第7章作了详细介绍,其解及数值计算流程已由Dreybrodt&Buhmann(1991)给出,其计算机程序-LAYER也已开发出来。该程序的输入参数包括系统温度、CO2分压、溶液Ca2+浓度、DBL厚度及CO2转换因子等;程序运行后输出结果包括溶解或沉积速率、溶液组成浓度于DBL内的分布等。因此,利用该程序,可通过改变系统温度、CO2分压、溶液Ca2+浓度、DBL厚度及CO2转换因子等,对方解石溶解或沉积速率进行预报,进而从理论上探讨速率控制的机理。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实验结果的对比分析,DBL模型可得到检验、修正和完善。
图8.6中的实心方块及图8.8中的长虚线表示了对应于边石坝和河床处的DBL模型预报值,图8.8中的短虚线还给出了对应于水池处条件的DBL模型预报值。可以明显地看出,DBL模型预报值与试验观测值具有良好的一致性,特别是它正确地预报了扩散边界层厚度,或者说水动力条件对沉积速率的控制,这是 PWP 模型无法实现的。因此,DBL模型是目前较为理想的研究流动系统中方解石沉积动力学模型。
为了进一步探讨方解石沉积水动力控制的化学特性,基于DBL模型计算,图8.9 给出了固相表面方解石饱和指数、[H+]与DBL厚度的关系。很明显,随着DBL厚度的增加(相应于流速降低),方解石表面的[H+]增大,而表面饱和指数降低,因此方解石沉积速率也随之降低。

研究结果、讨论

2. 分析结果及讨论

华南黑色岩系铂多金属矿黄铁矿中流体包裹体He和Ar同位素测定结果见表5-2。表中可见:①所有黄铁矿流体包裹体的3He/4He组成有一定的差异,但均较低,为0.43×10-8~26.39×10-8,R/Ra介于0.003~0.189,其中来自湖南张家界柑子坪的样品最高,而来自张家界大坪的样品最低;②40Ar/36Ar组成变化不大,为258~287,略低于大气饱和水40Ar/36Ar值(295.5)。

表5-2 华南黑色岩系铂多金属矿黄铁矿中流体包裹体He-Ar同位素组成 Table5-2 He-Ar isotopic compositions of fluid inclusions in pyrites from PGE ploymetallic ores in Lower Cambrian black rock series of South China

*Rarepresents the3He/4He of air in Beijing,and the value is 1.4×10-6。
前人研究显示,由于黄铁矿中不存在明显的解理等原因,其流体包裹体中的He和Ar等惰性气体在被矿物俘获后,基本没有扩散丢失现象,因此,其He和Ar同位素组成基本可以代表黑色岩系铂多金属矿成矿流体He-Ar同位素体系。
Burnard等(1999)的研究表明,流体包裹体中的惰性气体同位素组成可以用来区别3种不同来源的成矿流体:①大气饱和水(ASW),主要包括大气降水和海水,其标准3 He/4He和40Ar/36Ar同位素组成分别为1 Ra和295.5;②深源地幔流体,其标准3He/4He和40Ar/36Ar值分别应为6~9 Ra和>400;③地壳流体,包括建造水或盆地热卤水,其特征性3He/4He和40Ar/36Ar组成分别应为0.01~0.05 Ra和>295.5。将上述3种成矿流体和华南黑色岩系铂多金属矿黄铁矿流体包裹体He和Ar同位素组成投入图5-6,可见黑色岩系黄铁矿流体包裹体测定结果主要落在大气饱和水(ASW)和地壳流体(C)之间,特别是地壳流体范围的附近,而离开地幔流体(M)较远,表明黑色岩系铂多金属矿的成矿流体主要应为地壳流体或盆地热卤水与大气饱和水的混合水,而基本不含地幔流体或深源岩浆流体。同时,考虑到华南下寒武统黑色岩系主要由海相沉积岩组成,因此,流体包裹体中大气饱和水应主要为正常海水。

图5-6 华南下寒武统黑色岩系黄铁矿流体包裹体40Ar/36Ar-R/Ra图

(修改自赵葵东等,2002)
Fig.5-640Ar/36Ar-R/Radiagram of fluid inclusions in pyrites from Lower Cambrian black rock series South China
ASW—大气饱和水;A—红海和大西洋中脊TAG地区海底热水范围;M—地幔流体范围;C—地壳流体范围(Winckler et al.,2001;曾志刚等,2000);
空心圆为华南黑色岩系黄铁矿样品的投影点
一些学者根据微量元素地球化学和岩石学特征等提出华南黑色岩系铂多金属矿为海底热水喷流沉积成因。为了对比研究,在图5-5上标出了世界上典型现代海底热水如红海和大西洋中脊TAG地区海底热水的3He/4He和40Ar/36Ar组成变化范围(A),可见华南铂多金属矿成矿流体的投点与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因此,该矿成矿流体不大可能主要由海底热水组成。
惰性气体同位素地球化学示踪结合流体包裹体显微测温结果显示,该类矿成矿流体为CaCl2-NaCl-H2O体系盆地热卤水和NaCl-H2O体系正常海水的混合水。

3. 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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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4. 研究现状分析

一、趋势预测研究工作得到重视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能源组织、各国的能源机构、跨国石油公司以及专家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油气储产量发展趋势预测研究工作。其中,USGS及美国能源情报署多年来对全球油气资源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开展了系统的研究,一方面是由于美国是当今世界能源消耗最多的国家,对全球油气资源评价和供需形势研究非常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美国等西方发达在世界油气储量、产量未来增长趋势的研究走在世界前列,该领域缺乏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二、偏乐观的预测与实际更为相符
对石油资源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对石油资源量的评价结果越来越大,USGS2000年所做的评价结果从1000×108t增大到4000×108t。在20世纪中叶就有人预测石油资源即将耗尽,石油资源衰竭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然而事实证明往往最乐观的预测与实际情况比较接近,悲观论者的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
在世界石油工业的历史上,很多著名的石油专家提出了悲观的论断。早在1919年USGS的总地质师DaveWhite认为石油生产的高峰将在3年内结束;1989年Campbell认为“石油生产将在1989年达到高峰”,1994年又认为“2000年前达到生产最高峰”,1997又认为2004是产量高峰,2000年他又提出2010年是油气生产高峰;1997年Dun-can也认为2000年是产量高峰。
2001年,Campbell估测的常规石油最终可采储量只有2808×108t,常规天然气283×1012m3。而近10年来世界石油每年生产30×108t以上,但是石油的可采储量并没有减少,反而从1994年的1369×108t增长到2002年的1662×108t,储采比从45∶1上升到目前的50∶1以上。天然气可采储量迅猛增长,从1990年的118×1012m3到目前的156×1012m3,每年产量都在2×1012m3以上,储采比从50.6∶1上升到目前的62.4∶1。可见,随着资料的增多与勘探向新区、新领域的发展,预测结果总的趋势是在增加的。同时,随着技术进步和勘探开发成本的降低,现今难以开采的油气资源将转化为可采储量。
国内对油气储量、产量的增长预测也存在这种现象。从我国对石油地质资源量的认识看,近期约765×108t的评价结果与20世纪60年代115×108t相比,增加了近7倍。油气勘探历程表明,地质家对资源量的认识常常是偏保守的,我国有很多含油气盆地的累计探明储量,已经超过或接近以前计算的资源量。例如,南襄盆地、鄂尔多斯盆地、渤海湾盆地等。
三、天然气的趋势预测处于起步阶段
对石油储产量的预测工作做得较多,而天然气的预测处于起步阶段,认识还不够深入。由于目前世界各国对天然气资源状况的认识上还不甚明朗,在天然气产量峰值的预测上尚未有一个明确的判断。
四、缺乏国家层面的预测研究
虽然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展了有关油气资源趋势预测的探讨与研究,但这种研究多以学者和公司为主,反映的是学术观点,缺乏国家层面权威的分析与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学模型的推导和讨论,地质分析不够深入,对全国油气储量、产量增长的预测缺乏由小到大、逐级汇总的系统分析;二是预测模型都是单旋回的,而我国含油气盆地普遍具有多套勘探层系和多个构造单元,大中型油气田的发现往往呈多个阶段,油气储量增长具有“多峰”的特征,单一预测模型和单旋回的预测难以反映油气储量发现规律;三是已知的预测模型只能对未来可能发现的储量数值进行预测,对待发现的油气藏类型难以作出合理的推测,每一个盆地或地区的预测都是一个“特例”,缺乏规律性的总结和认识。
五、预测方法以统计法为主
目前,国内外油气资源趋势预测主要依靠统计法,这种以统计模型进行油气资源趋势预测的方法存在的问题或不足主要表现在:
第一,现有数学模型仅能预测储量增长的宏观趋势,难以预测因勘探新领域突破而带来的储量增长突变。储量增长预测模型是一种非线性拟合器,尽管它对参与建模的数据具有很高的吻合程度,但它对奇异样本的表现能力显然不如对规则样本的表现,所以在预测过程中,它往往仅能较好地反映近期的、趋势性的预测结果。具体到储量发现过程而言,如果某一年或某一段时间探明发现保持基本一致,则其累积探明储量保持稳定,这种样本是最平稳的,也是最容易预测的;如果某一年的探明储量增长很大,远远偏离正常的增长水平,则在建模过程中这种样本的拟合程度就较差,往往拟合结果达不到实际的增长水平,这就造成基于数学模型的预测结果是一种平稳甚至保守的估计,难以测储量增长突变的准确年份,而储量突变往往代表着新的勘探领域被拓展,储量增长趋势也会随之而变。
第二,现有方法都企图以单一的模式来解决各类复杂的油气储量增长规律问题。各个油区由于地质条件和勘探方法(含认识和部署)上的不同,储量增长的规律也迥然不同,有些油区勘探一开始就发现了大油田,甚至特大油田(如大庆油区);另一些油区,勘探初期阶段没有什么重大发现,而在勘探一段时间后才找到大规模的储量(如辽河油区)。实际上各个油区的储量增长曲线类型远比这两种类型复杂。一个油气区,往往勘探工作有一个或几个高潮,年勘探工作量时高时低,甚至勘探工作几上几下,开展储量增长预测必须考虑其增长类型。
第三,由于中国含油气盆地普遍具有多套勘探层系和多个构造单元,一方面油气资源比较丰富,另一方面油气分布相对不集中,认识过程和勘探过程呈阶段性发展,大多数油气田受地质条件及勘探开发水平的影响,石油地质储量的发现和产量的增长往往呈现“多峰”的特点,而单旋回预测模型难以有效地体现此类特点,须用多旋回的模型进行石油地质储量和产量预测。
第四,尚未形成统一的预测方法或模型体系,对于其应用效果也无统一的衡量标准。每种方法受其本身特点的限制,在理论思想、数学表达式、求解方法和最优预测阶段上都有一定的差别,表现为三点:一是同一种方法或模型在不同油区的应用效果不同;二是不同方法或模型在同一个油区的预测结果和效果也不相同,但每一个油区都有应用效果最好的方法或模型;三是对于同一个油气田或油区的多个预测结果,只有结合对油区的地质认识,才可确定最佳预测结果。

5. 主要研究结论

(1)建立了重庆市跨区域和跨标准耕作制度横向可比的耕地质量评价体系。以地貌形态为主将重庆市划分为4个指标区;通过主要作物的生态适宜性和区域环境指标,将重庆市划分为两个标准耕作制度区,确定重庆市指定作物为中稻、玉米、甘薯、冬小麦、油菜,基准作物为中稻;与国土资源部农用地分等办公室合作确定了指定作物39个县域的光温/气候潜力指数。
将最大自然质量等指数模型Rimax=∑αtj·βj析出,作为分模块控制的关键,理论和实证分析后进行了算法改进。(1)研究表明,β系数的产量比算法具有条件性。条件是作物生态条件相似、生育期基本相同;国家提供的重庆市各县域光温潜力指数与实际存在一定偏差;不同两熟标准耕作制度间作物生育期重叠长短存在差异,导致最大自然质量等指数在指标区之间、水田与旱地之间出现较大偏差。(2)将最大自然质量等指数模型改进为Rimax=∑αtj·βj·γj。基于β系数的本质是理论标准粮产量折算系数,将其从产量比算法调整为能量比算法;基于气候相同光温潜力指数和相当原理,引入光温潜力协调系数,采用产潜比法和参照系法获取,用于调整不同耕作制度间光温潜力指数和的偏差。(3)通过改进的算法获得重庆市中稻、冬小麦、玉米、甘薯、油菜的β系数为1.00、0.99、1.04、0.23、1.66,γ系数为1.00、1.11、0.90、0.86、1.05;用改进的算法与《农用地分等规程》算法计算4个指标区最大自然质量等指数,对比分析表明:改进的算法优于《农用地分等规程》算法,有机整合了各作物光温潜力对不同区域农用地质量的贡献,验证了方法的合理性。
提取评价单元并获取单元属性数据,确定了自然质量分和利用系数模型的相关参数,建立了自然质量等和利用等指数模型。(1)在MapGIS环境下采用县域土地利用现状图和坡度图叠加划分耕地评价单元,全市共划分142319个单元,耕地总面积2347627.48hm2;单元属性数据中,地貌因子采用县域数字高程图和坡度图提取,土壤等因子采用第二次土壤普查数据和补充调查数据。(2)基于5个试点县样点耕作制度、作物产量等调查,确定了2级指标区自然质量分8个地貌和土壤等参评因素,分3~6级不等,采用0~100分封闭区间赋值,各因素权重不同;经综合协调,确定了全市统一的自然质量分因素-分级-分值表,保留了指标区间因素权重的差异性。(3)根据调查数据,确定了2级指标区指定作物最高单产,分村进行了利用系数计算,将自然质量分对最大自然质量等指数进行衰减,获得自然质量等指数,将利用系数对自然质量等指数进行衰减,获得利用等指数。采用100分等间距法将自然质量等和利用等指数划分为12个等级。对县域评价成果图进行制图综合,建立了重庆市1:50万评价成果图和不同尺度单元数据的空间对应关系。
全市耕地质量评价结果的初步分析表明,全市自然质量等和利用等两种等级面积分布均以7等地面积比重最大,基本是向12等和1等地依次递减;同等级最大偏差为2.16个百分点(12等),利用等5~8等地比重较自然质量等有所增加,1~4等优等地比重有所减少,9~12等劣等地比重减少略大。说明全市两种等级近于正态分布,总体偏差不大。
典型县耕地质量评价结果的分析与比较表明,大足和梁平地势起伏较小,以中优等地为主,缺劣12等地;彭水属光照低值区,地势起伏较大,1等地缺失,8等地比重最大;巫溪属光照高值区,地势起伏最大,具完整的12个等级,自然质量等以11~12等地为主,利用等以9等地为主。县域内不同地貌部位土壤类型不同,耕地质量具有不同的等级特征。
县域粮食播面单产-平均等级检验模型分析表明:(1)自然质量等和利用等线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83和-0.87,达极显著相关水平。(2)25个县域的利用等、14个县域的自然质量等具有更大的合理性,确定了优选等(14个县域为自然质量等、25个为利用等),播面单产-优选等线性相关系数提高到-0.92。(3)提出引入修正系数,对14个以自然质量等为优选等的县域的评价单元利用等指数修正的方法。研究表明,从县域层次宏观检验,重庆市自然质量等和利用等具有合理性和区域横向可比性;利用等合理性高于自然质量等,优选等高于利用等。
典型县样点粮食产量-利用等指数关系模型分析表明:(1)重庆市粮食产量与利用等指数呈极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4个典型县和全市,水田和旱地间同等级产能差值低于相邻等间差,从单元微观层面检验了耕地质量评价成果的可靠性和跨区域和耕作制度的可比性。(2)重庆市等级粮食产能参数确定为:1等和12等地的粮食产能为11699kg/hm2、4006kg/hm2,粮食产能相邻等间差平均为699kg/hm2;最大等级折算系数为2.92;12等地产能系数为0.34,产能系数相邻等间差平均为0.06,全市平均产能系数为0.682,单产能力为7974 kg/hm2。
(2)揭示了重庆市耕地质量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自然和经济要素的关系。以县域自然质量等、利用等、优选等为依据,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将重庆市39个县域分为3类。以优选等为例,第1类县域(质量高)11个,1~4等优等地面积占较大比重;第2类县域(质量中)16个,5~8等中等质量耕地面积占较大比重;第3类县域(质量低)12个,9~12等劣质耕地面积占较大比重。
以县域优选等为依据,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县域耕地质量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耕地质量局部正相关县域占87%,强势HH型县域21个、弱势LL型县域13个、过渡的HL型和LH型县域仅5个。HH型、HL型和LH型县域与聚类分类的1~2类县域具有较大的对应关系。
以优选等为依据,将重庆市县域归为5个耕地质量区:渝西优质耕地区、都市中优质耕地区、渝中南中质耕地区、渝东南低质耕地区、渝东北低质耕地区,表现出优质耕地面积比重依次降低、劣质耕地面积比重依次增加的变化。重庆市耕地质量呈现自西向东,再向东南和东北降低,耕地质量相似的县域在空间上显著集聚的分布特征。
气候对耕地质量分布的影响分析表明:(1)重庆市光照以渝东北最高,光温/气候潜力指数以渝东北最高;光照以渝东南最低,光温/气候潜力指数以渝东南最低,说明光照对光温/气候潜力指数影响显著。(2)县级站点年平均气温对光温潜力指数的空间分布偏差总体影响不大。(3)降水等通过水分影响函数影响气候潜力指数,重庆市渝西西部降水偏低,其次是渝东北;水分影响函数以渝西西部较低,其次是渝东北;渝东南南部降水最高,水分影响函数亦最高,但区域差异不大。
地貌和土壤对耕地质量分布的影响分析表明,长江谷地及其以北,东到万州,地势起伏和坡度较小,以紫色土和水稻土为主,1~4等优质耕地出现较大频率,集中了1~2类县域和HH、HL、LH型县域;此线以东以南,地势起伏和坡度增大,以石灰土、黄壤和黄棕壤为主,1~4等优质耕地出现频率大减,集中了3类县域和LL型县域。重庆市地貌和土壤存在空间耦合性,对耕地质量的空间分布产生决定性影响。
耕地质量与耕地数量和结构的相关分析表明,县域耕地质量与垦殖系数呈对数正相关,决定系数R2 =0.6252;与灌溉水田比重呈线性正相关,R2 =0.7431;与旱地比重呈线性负相关,R2=0.8463,表明耕地质量与垦殖系数、灌溉水田比重、旱地比重等景观结构要素存在显著到极显著的耦合关系,耕地质量与耕地数量和结构具有内在的空间耦合关系。
采用Moran′s I指数自相关分析表明,重庆市县域耕地质量与经济指标均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关系,特征相似的县域在空间上显著集聚;耕地质量和经济发展的局部自相关存在极大的一致性,耕地质量为HH型的21个县域中,4项经济指标90%以上的HH型县域分布其中;耕地质量为LL型的13个县域中,3项经济指标为13个LL型县域,1项指标为12个LL型县域。表明耕地质量与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空间耦合关系。
耕地质量与经济指标的分区相关分析表明,重庆市非都市区县域耕地质量与经济发展存在显著或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都市区县域相关性较低。全市和非都市区县域耕地质量与经济发展4项指标、都市区县域3项指标相关系数高于最小相关系数,都市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未通过检验。相关性从大到小依次为非都市区、全市、都市区。从全市和非都市区看,相关性从大到小依次为:粮食播面单产、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产值。说明重庆市耕地质量与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耦合关系,尤其是非都市区。
综上所述,归纳如下研究结论:
(1)在应用农用地分等模型中,采用分模块控制的方法、独立产量数据和统一标准产量核算的检验方法,以最大自然质量等指数模型为控制关键,成功地建立了重庆市耕地质量评价体系,实现了跨区域和跨耕作制度等指数和等级的可比性。研究建立了重庆市自然质量等、利用等、优选等(修正的利用等)12个等级的评价体系,确定了修正的利用等的粮食产能。
(2)重庆市耕地质量的空间分布规律显著,耕地质量自西向东,再向东南和东北降低,耕地质量相似的县域在空间上显著集聚;气候因素以光照为主,其次是降水,对耕地质量的计算起点光温/气候潜力指数的空间差异产生影响;地貌和土壤要素存在空间耦合性,对耕地质量的空间分布产生决定性影响;耕地质量与耕地的数量和结构、与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耦合关系。

主要研究结论

6. 主要研究结论

二叉树期权定价理论在海外油气项目投资评价中具有简单、易行的特点,利用此方法评估未来一段时间内项目的持有价值和执行价值,有着以下规则:当持有价值大于执行价值时,项目宜延迟开发,以等待获得更高回报的机会。在现实应用中,期权定价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根据决策点所在环境的变化,获取新的参数,得到新的结果。本节以某个海外油气开发项目为例,探讨了二叉树期权定价方法的具体应用。研究认为,在海外油气项目投资中,对于投资者而言,油价波动率越大,期权价值就越大,就应该尽可能争取较长的期权期限。
本节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油价及其波动对于海外油气项目投资时机和方案选择的影响,仅涉及单个时间点的决策问题。结合动态规划方法,对油气项目全寿命周期的投资决策,以及政治风险、汇率波动风险度量的研究,对于我国海外油气项目的投资也具有重要意义,有待展开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