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政府制定和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到2010年

1. 为了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政府制定和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到2010年

     C         经济结构的调整主体是企业，发挥基础性作用是市场，故①②表述有误。    

2. 下面哪项中确定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最终目标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政府白皮书 ）

http://www.gov.cn/zwgk/2008-10/29/content_1134378.htm 

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目标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以保障经济发展为核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为重点，以科学技术进步为支撑，增进国际合作，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新的贡献。 

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中国积极推进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大力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植树造林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中国在农业、森林与其他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等领域，以及海岸带及沿海地区等脆弱区，积极实施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取得了积极成效。

3. 关于我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做出的努力，下列叙述中错误的是。 A我国是最早制定和实施《应对气候变

中国人工造林面积居世界首位

所以选D

4. 2015年中国提交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中国有能力、有必要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1．中国有能力为应对气候变化投资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就必须进行投入，甚至是长期的投入，这一投入比人们想象的比例相对要小得多。根据IPCC报告提供的数据，这一投资在各国大概只需要占到其年平均GDP的.12%即可以从2015年起遏制全球变暖趋势。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报告估计，为了防止碳排放量升至危险水平，到23年前，全球每年需要支出GDP的约1.6%。从这一指标看，中国完全有能力也有财力来为应对气候变化进行长期投资。

　　经济增长率应尽可能保持在长期增长潜力范围内（为9.3-9.5%之间），避免经济过高增长，既可以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又可以避免能源过度消耗，污染大量排放。“九五”时期经济增长率为8.6%，虽然略低于长期增长潜力，但是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率仅为1.1%，各类主要污染物明显下降，但是22年以来，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82%，但是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率为11.83%，主要污染物呈上升趋势。这表明，在中国国情条件下，经济增长过快，资源环境压力过大，代价过大。[1]

　　在22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主要目标的设定当中，我们设想，从26年至22年期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7.5-8.%，22年的GDP相当于2年的4.65－4.98倍，提前或超额实现GDP翻两番的目标。到22年单位GDP能耗进一步下降，主要污染物下降1到2%。[11]23年之后中国能源消费量绝对数是有可能出现下降趋势的。单位产出能耗减少一半；全国总用水量基本不增加，进一步降低农业用水比例，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投资占GDP比重由1.3%提高到2.5%，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1/3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3－24%。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投资领域之一就是大规模植树造林。作为自然的碳汇来源，森林的减排潜力巨大。布莱尔报告援引多家机构的研究结果指出，每年有13万公顷、相当于希腊土地面积的森林遭到破坏，在热带地区还有24万公顷的森林在逐步退化。在2 至25 年间，仅仅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就占了全部森林损失面积的一半。森林的退化程度不同，但是根据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情景，到25 年，在发展中国家将有2 亿至4 亿9 千万公顷的森林遭到破坏，这占目前总体森林面积的5%至12%。砍伐森林会导致显著的温室气体排放，据估计到2 年这一数量为每年76 亿吨二氧化碳，这相当于全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5%至2%。相反，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从新中国成立时的8.6%，增加到目前的18.21%，森林蓄积量达到124.56亿立方米，活林木蓄积量达到136.18亿立方米，已经根本扭转了“森林赤字”长期格局，成为“森林盈余”大国。在世界森林资源总体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的森林资源持续增长。中国人工林保存面积达到53多万公顷，占世界人工林总面积的近1/3，居世界首位，实现了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双增长”。2—25年全球年均减少森林面积73万公顷，而中国年均增加森林面积45.8万公顷；全球人工林面积年均增加28万公顷，其中中国年均增加148.9万公顷，占全球人工林年均增量的53.2%。[12]

　　布莱尔报告估计森林减排的潜力区间从每年13 亿吨到42亿吨二氧化碳不等，碳价格为1 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或更低，其中更有一半可实现减排潜力成本低于2 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而全球自上而下的模型估算出的减排潜力为每年9 至14 亿吨二氧化碳不等。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局的数据，1999—25年期间，中国是世界上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态价值。中国森林固碳能力由2世纪8年代初的136.42吨/公顷增加到21世纪初的 15.47吨/公顷。198—25年，中国通过持续不断地开展造林和森林经营，累计净吸收二氧化碳46.8亿吨，通过控制毁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4.3亿吨。24年中国森林净吸收了约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约占同期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8%以上。

　　2．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契机。

　　低碳经济（low carbon economy）既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方式之一，也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23年，英国政府在《我们的能源未来——创造低碳经济》的能源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所谓低碳经济是以减少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GHG）排放为前提来谋求最大产出的经济发展理念或发展形式。由于温室气体主要由化石燃料燃烧产生，这种经济亦称低化石燃料经济（Low Fossil Fuel Economy ，LFFE）。[13]在我们看来，所谓“低碳”强调的是一种区别于传统的较高能耗、较多污染为代价的新发展思路。其次，所谓“经济”强调了这种新理念根本上不能排斥发展、排斥产出最大化、排斥长期经济增长。因此，广义上，“低碳”可以被视为经济发展在环境保护、节能降耗等方面新的约束条件。但是这类条件并非一味消极地限制和约束发展，而是可以通过与新约束条件相匹配的技术和制度，创造和扩大市场规模，激发人的创造性和盈利能力，从而促进发展。

　　低碳经济的提出最初是源于发达国家对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担忧。自从IPCC第四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和《斯特恩气候变化报告》[14]发表之后，低碳经济已经被各国视为应对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挑战的必由之路、可持续发展之路。至少在21世纪的1年时间，无论是富国（发达国家）还是穷国（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低碳经济都是实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方向。

　　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既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国际压力和重要契机，也是基本方向和重要动力。绿色发展将是21世纪中国创新发展模式，[15]既符合中国基本国情，更符合中国国家利益。[16]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22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之一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是对十几亿中国人民的郑重承诺。该报告还从全人类发展的视角提出，“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17]这是中国对世界六十多亿人民的公开承诺。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本质上说，就是从黑色发展模式转向绿色发展模式。它包含四个相互关联和互补的方面：一是建立资源节约社会；二是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三是大力提倡循环经济；四是积极发展低碳经济。特别是后者既是新生事物，更是新的发展方式。这是中国绿色发展与世界低碳经济发展的大趋势高度契合和融合。

　　胡锦涛主席在出席北海道八国峰会经济大国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领导人会议时指出，观察中国的排放问题，要注意以下三个因素：一是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不平衡，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中国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二是中国人均排放较低，人均累积排放更低，而且排放总量里很大一部分是保证人民基本生活的生存排放；三是由于国际分工变化和制造业转移，中国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国际转移排放压力。[18]

　　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阶段，1979-27年期间我国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1.6%，增长23倍。[19]但中国的工业化依然是典型的黑色工业发展模式，其最大的代价是能耗高、污染排放量大。25年全国工业能源消费量为4.78亿吨标准油，占终端能源消费总量的42%，远高于199年的比重（36%），大大高于发达经济国家（OECD国家）22%的平均比重。[2]这与全国上上下下大搞黑色工业极为相关，形成了“村村冒烟”，“镇镇点火”，县县“工业强县”，市市“工业强市”，省省“工业强省”。这既脱离中国国情，又违背世界发展潮流，人为地形成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

　　看起来，削减CO2 对中国今后经济发展形成巨大的国际外部压力，特别是来自西方的压力，但并不是因为“西方拥护我们就反对”，我们需要理性、客观的、具有长远的且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自身的长远利益以及对全球造成的负外部性影响，积极支持带头执行全球减排倡议，并形成新的国际机制，创造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外部约束机制。这如同第十五届党中央所决定中国加入WTO并不是对西方国家的投降与屈服，而恰恰为中国创造了参与国际合作交流、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极好机会，为中国带来长期的对外开放与全球化红利。[21]基于中国自己的成功经验，中国应果断做出重大决策，加入全球减排前列，借助全球减排的国际压力、发展低碳经济的世界契机，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改组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本国特色产业，促进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发展，提高服务业在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实现国民经济低碳化、社会消费低碳化。

参与重大国际规则制定，为世界做出绿色贡献

　　1．应对气候变化，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是中国第一次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重大国际规则的制定。

　　当前，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各国政治领导人的共识。现在争论问题的焦点已经不是“是否”存在气候变化，而是“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对中国而言，现在考虑问题的焦点已经不是“是否”参与国际气候谈判，而是“如何”获得“话语权”，成为全球新规则的领导者之一。

　　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谈判和国际规则制定对中国来说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这将是中国第一次以主动和积极的身份参与涉及世界发展新格局的国际规则的谈判、博弈和制定。

　　回顾二战之后的世界现代发展历史，联合国宪章和GATT（后成为WTO）确定了2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期世界各国所遵从的基本国际政治和经济规则。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新挑战中，发展新经济即低碳经济，制定减排温室气体的新的国际规则，并为各国普遍遵从。其含义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不能以危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为前提，发展不仅要对当代负责，也要对历史和未来负责。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伟大的崛起时代。这一崛起是以中国被动接受和遵从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既定国际规则为前提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已与1978年时不可同日而语。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道出了真言，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性大国，承担着全球责任，在一系列关键的全球事务中（包括国际和平与安全，《千年发展计划》，气候变化，人类健康，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中国要积极参与，同联合国保持合作。[22]

　　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生态环境、削减温室气体是中国崛起的自我约束，也是全人类的根本利益。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煤炭消费国、SO2排放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CO2排放国；根据国际能源署（IEA）估计，25年中国原煤消费量15.63亿吨标准煤，占世界总量的37.6%，略比全部OECD国家总量（16.15亿吨标准煤）少3.3%；26年我国原煤消费量就将超过OECD的总量。25年中国煤炭生产量为16.36亿吨标准煤，为世界总量（41.54亿吨标准煤）的39.4%。25年中国SO2排放量为26万吨，根据IEA的预测，到2015年将增至31万吨。25年中国CO2排放量为51亿吨，仅次于美国（58亿吨），排在世界第二位，27年中国与能源有关的CO2排放量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排放国，到2015年，中国CO2排放量将达到8.6亿吨，超过美国6.4亿吨居世界第一位。[23]也就是说，中国在即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荷兰环境评估署（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MNP）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将中国列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约占全球总量的24%，美国21%，欧盟15 国占12%，印度为8%，俄罗斯占6%。[24]过度排放让中国成为世界“众矢之的”。面对愈来愈大的国际压力、愈来愈突出的资源环境矛盾，中国不能在全球减排中作为被动者或挨打者，而应当成为主动者或主导者，不能作为搭车者或随从者而应当成为领导者或带头者，积极主动的参与新的国际规则制定，既为国家拓展发展空间，也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良好契机。只要中国不承诺、不履行，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目标就将成为泡影。

　　2．承诺减排义务，实现绿色崛起，为世界做出绿色贡献。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与发展低碳经济对中国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中国未来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生物能源市场、清洁煤市场、核能市场、碳交易市场、环保技术市场、低碳经济体系、低碳制成品出口国和低碳技术创新体系之一。我们主张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可以考虑对国际社会做出中长期减排承诺，承担明确的减排义务。实施分阶段、分步骤、分领域的减排目标。公开承诺减排义务将为中国创造巨大的潜在市场，而这一潜在市场现在是无法估计的。低碳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中国应当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审视这一趋势。

布莱尔报告指出了全球减排的路线图，即：

　　◆ 到22 年 – 二氧化碳当量应达到峰值。
　　◆ 到23 年 – 年排放量应低于35 亿吨。
　　◆ 到25 年 – 年排放量应低于2 亿吨。

　　与此相对应，中国减排的路线图可以分为“三步走”或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争取在22年之前，不晚于23年，碳排放进入高峰期。
　　第二阶段：22年之后，不晚于23年，实现碳排放的大幅度下降，达到199年的排放水平。
　　第三阶段：到25年，实现碳排放总量下降到199年排放水平的一半。

　　199年，全球共排放了4亿公吨左右的二氧化碳当量。目前，这个数字估计已达到55亿公吨。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到23年有可能达到6亿公吨，而到25年达到85亿公吨。为了实现减少5%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在25年之前使其减少至少于2亿公吨。如果全球人口如预计的那样达到9亿，那么这意味着到25年每人每年将平均产生2公吨左右的二氧化碳当量。目前全球平均数为8公吨，其中美国超过2公吨，欧洲和日本为1公吨，中国为6公吨，印度为2公吨。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决策，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决策；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内战略决策，而是一个涉及全人类的国际战略决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家积极参与减排并承诺减排义务将对其他国家产生很大的示范效应和道义感召，有利于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国际减排规则路线图的设定。可以说，中国实现绿色崛起的模式也将给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样板，树立了榜样，这本身就是中国对世界的绿色贡献。

　　五十多年前，毛泽东高瞻远瞩地设想中国的世界定位：“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要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25]2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向全世界宣布，到22年中国要“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26]28年6月27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公开表态，中国要“为改善全球气候作出新贡献”。[27]胡锦涛主席在八国峰会上阐述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时也表示，中国将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推动落实“巴厘路线图”谈判，为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作出更大贡献。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世界实现和谐发展、清洁发展、可持续发展而不懈努力。[28]

　　那么中国对人类发展做出哪些重大贡献呢？从过去三十年的历史记录表明，第一是对全球减贫的贡献；[29]第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三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 进入21世纪，中国还需要对人类发展做出两大新的贡献：一是知识贡献，到22年，建成创新型国家，到25年建成世界最大的知识型社会；二是绿色贡献，在发展中国家率先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成为世界最大的新增森林吸碳汇国家，到25年，将其CO2排放量削减到199年水平的一半。到那时，中国才是真正意义上令世界具有亲和力、做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5.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中国气候变化的现状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近百年来，许多观测资料表明，地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中国的气候变化趋势与全球的总趋势基本一致。为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通过实施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利用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加强生态建设以及实行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一、中国气候变化的观测事实与趋势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指出，近50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近百年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有关中国气候变化的主要观测事实包括：一是近百年来，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近50年变暖尤其明显。从地域分布看，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气候变暖明显，长江以南地区变暖趋势不显著；从季节分布看，冬季增温最明显。从1986年到2005年，中国连续出现了20个全国性暖冬。二是近百年来，中国年均降水量变化趋势不显著，但区域降水变化波动较大。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逐渐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2.9毫米，但1991年到2000年略有增加。从地域分布看，华北大部分地区、西北东部和东北地区降水量明显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20～40毫米，其中华北地区最为明显；华南与西南地区降水明显增加，平均每10年增加20～60毫米。三是近50年来，中国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华北和东北地区干旱趋重，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南地区洪涝加重。1990年以来，多数年份全国年降水量高于常年，出现南涝北旱的雨型，干旱和洪水灾害频繁发生。四是近5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五是中国山地冰川快速退缩，并有加速趋势。中国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科学家的预测结果表明：一是与2000年相比，2020年中国年平均气温将升高1.3℃～2.1℃，2050年将升高2.3℃～3.3℃。全国温度升高的幅度由南向北递增，西北和东北地区温度上升明显。预测到2030年，西北地区气温可能上升1.9℃～2.3℃，西南可能上升1.6℃～2.0℃，青藏高原可能上升2.2℃～2.6℃。二是未来50年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呈增加趋势，预计到2020年，全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增加2%～3%，到2050年可能增加5%～7%。其中东南沿海增幅最大。三是未来100年中国境内的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可能性增大，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四是中国干旱区范围可能扩大、荒漠化可能性加重。五是中国沿海海平面仍将继续上升。六是青藏高原和天山冰川将加速退缩，一些小型冰川将消失。二、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现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199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40.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扣除碳汇后的净排放量为36.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0.7亿吨，甲烷为7.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氧化亚氮为2.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据中国有关专家初步估算，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为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扣除碳汇后的净排放量约为5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50.7亿吨，甲烷约为7.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氧化亚氮约为3.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从1994年到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年均增长率约为4%，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由1994年的76%上升到2004年的83%。中国温室气体历史排放量很低，且人均排放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研究结果，1950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为7900万吨，仅占当时世界总排放量的1.31%；1950～2002年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占世界同期的9.33%，人均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61.7吨，居世界第92位。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2004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65吨，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33%。在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同时，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数据，1990年中国单位GDP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5.47kgCO2/美元(2000年价)，2004年下降为2.76kgCO2/美元，下降了49.5%，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只下降了12.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下降了16.1%。三、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与成就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中国政府率先组织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并从国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第一，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政府更加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将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推进清洁生产、防治工业污染作为中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施一系列产业政策，加快第三产业发展，调整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使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1990年中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构成为26.9∶41.3∶31.8，2005年为12.6∶47.5∶39.9，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电信、旅游、金融等行业，尽管第二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但产业内部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机械、信息、电子等行业的迅速发展提高了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较大的节能效益。1991－2005年中国以年均5.6%的能源消费增长速度支持了国民经济年均10.2%的增长速度，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约为0.55。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制定了“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把节约放在优先地位”的方针，确立了节能在能源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通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及相关法规，制定节能专项规划，制定和实施鼓励节能的技术、经济、财税和管理政策，制定和实施能源效率标准与标识，鼓励节能技术的研究、开发、示范与推广，引进和吸收先进节能技术，建立和推行节能新机制，加强节能重点工程建设等政策和措施，有效地促进了节能工作的开展。中国万元GDP能耗由1990年的2.68吨标准煤下降到2005年的1.43吨标准煤(以2000年可比价计算)，年均降低4.1%；工业部门中高耗能产品的单位能耗也有了明显的下降：2004年与1990年相比，6000千瓦以上火电机组供电煤耗由每千瓦时427克标准煤下降到376克标准煤，重点企业吨钢可比能耗由997千克标准煤下降到702千克标准煤，大中型企业的水泥综合能耗由每吨201千克标准煤下降到157千克标准煤。按环比法计算，1991～2005年的15年间，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中国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约8亿吨标准煤。如按照中国1994年每吨标准煤排放二氧化碳2.277吨计算，相当于减少约18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第二，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加强了水能、核能、石油、天然气和煤层气的开发和利用，支持在农村、边远地区和条件适宜地区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风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使优质清洁能源比重有所提高。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所占的比重由1990年的76.2%下降到2005年的68.9%，而石油、天然气、水电所占的比重分别由1990年的16.6%、2.1%和5.1%，上升到2005年的21.0%、2.9%和7.2%。到2005年底，中国的水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17亿千瓦，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23%，年发电量为4010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6.2%；户用沼气池已达到1700多万口，年产沼气约65亿立方米，建成大中型沼气工程1500多处，年产沼气约15亿立方米；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约为200万千瓦，其中蔗渣发电约170万千瓦、垃圾发电约20万千瓦；以粮食为原料的生物燃料乙醇年生产能力约102万吨；已建成并网风电场60多个，总装机容量为126万千瓦，在偏远地区还有约20万台、总容量约4万千瓦的小型独立运行风力发电机；光伏发电的总容量约为7万千瓦，主要为偏远地区居民供电；在用太阳能热水器的总集热面积达8500万平方米。200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已经达到1.66亿吨标准煤(包括大水电)，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5%左右，相当于减排3.8亿吨二氧化碳。第三，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重点林业生态工程的实施，植树造林取得了巨大成绩，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中国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0.54亿公顷，蓄积量15.05亿立方米，人工林面积居世界第一。全国森林面积达到17491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13.92%增加到2005年的18.21%。除植树造林以外，中国还积极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草原建设和管理、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建设与保护政策，进一步增强了林业作为温室气体吸收汇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绿化工作也得到了较快发展，2005年中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达到106万公顷，绿化覆盖率为33%，城市人均公共绿地7.9平方米，这部分绿地对吸收大气二氧化碳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专家估算，1980～2005年中国造林活动累计净吸收约30.6亿吨二氧化碳，森林管理累计净吸收16.2亿吨二氧化碳，减少毁林排放4.3亿吨二氧化碳。第四，实施计划生育，有效控制人口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使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根据联合国的资料，中国的生育率不仅明显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5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2.40‰，自然增长率为5.89‰，分别比1990年低了8.66和8.50个千分点，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中国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走完的路。通过计划生育，到2005年中国累计少出生3亿多人口，按照国际能源机构统计的全球人均排放水平估算，仅2005年一年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3亿吨，这是中国对缓解世界人口增长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做出的重大贡献。第五，加强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制定。针对近几年出现的新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进一步强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措施。2004年国务院通过了《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草案)。200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中国第一个《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200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明确了政府、企业和用户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的责任和义务，提出了包括总量目标制度、发电并网制度、价格管理制度、费用分摊制度、专项资金制度、税收优惠制度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2005年8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和《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6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这些政策性文件为进一步增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保障。第六，进一步完善了相关体制和机构建设。中国政府成立了共有17个部门组成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在研究、制定和协调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等领域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为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指导。为切实履行中国政府对《气候公约》的承诺，从2001年开始，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组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的编写工作，并于2004年底向《气候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正式提交了该报告。中国政府还不断加强了与应对气候变化紧密相关的能源综合管理，成立了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进一步强化了对能源工作的领导。为规范和推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中国的有序开展，2005年10月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颁布了经修订后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第七，高度重视气候变化研究及能力建设。中国政府重视并不断提高气候变化相关科研支撑能力，组织实施了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全球气候变化预测、影响和对策研究”、“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政策研究”等，开展了国家攀登计划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中国重大气候和天气灾害形成机理与预测理论研究”、“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及其驱动机制研究”等研究工作，完成了“中国陆地和近海生态系统碳收支研究”等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开展了“中国气候与海平面变化及其趋势和影响的研究”等重大项目研究，并组织编写了《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为国家制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和参加《气候公约》谈判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还开展了一些有关清洁发展机制能力建设的国际合作项目。第八，加大气候变化教育与宣传力度。中国政府一直重视环境与气候变化领域的教育、宣传与公众意识的提高。在《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提高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强化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文化素质。中国加大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宣传和教育力度，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知识讲座和报告会，举办了多期中央及省级决策者气候变化培训班，召开了“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等大型研讨会，开通了全方位提供气候变化信息的中英文双语政府网站《中国气候变化信息网》等，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6.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中国气候变化的现状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近百年来，许多观测资料表明，地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中国的气候变化趋势与全球的总趋势基本一致。为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通过实施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利用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加强生态建设以及实行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一、中国气候变化的观测事实与趋势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指出，近50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近百年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有关中国气候变化的主要观测事实包括：一是近百年来，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近50年变暖尤其明显。从地域分布看，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气候变暖明显，长江以南地区变暖趋势不显著；从季节分布看，冬季增温最明显。从1986年到2005年，中国连续出现了20个全国性暖冬。二是近百年来，中国年均降水量变化趋势不显著，但区域降水变化波动较大。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逐渐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2.9毫米，但1991年到2000年略有增加。从地域分布看，华北大部分地区、西北东部和东北地区降水量明显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20～40毫米，其中华北地区最为明显；华南与西南地区降水明显增加，平均每10年增加20～60毫米。三是近50年来，中国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华北和东北地区干旱趋重，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南地区洪涝加重。1990年以来，多数年份全国年降水量高于常年，出现南涝北旱的雨型，干旱和洪水灾害频繁发生。四是近5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五是中国山地冰川快速退缩，并有加速趋势。中国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科学家的预测结果表明：一是与2000年相比，2020年中国年平均气温将升高1.3℃～2.1℃，2050年将升高2.3℃～3.3℃。全国温度升高的幅度由南向北递增，西北和东北地区温度上升明显。预测到2030年，西北地区气温可能上升1.9℃～2.3℃，西南可能上升1.6℃～2.0℃，青藏高原可能上升2.2℃～2.6℃。二是未来50年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呈增加趋势，预计到2020年，全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增加2%～3%，到2050年可能增加5%～7%。其中东南沿海增幅最大。三是未来100年中国境内的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可能性增大，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四是中国干旱区范围可能扩大、荒漠化可能性加重。五是中国沿海海平面仍将继续上升。六是青藏高原和天山冰川将加速退缩，一些小型冰川将消失。二、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现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199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40.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扣除碳汇后的净排放量为36.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0.7亿吨，甲烷为7.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氧化亚氮为2.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据中国有关专家初步估算，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为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扣除碳汇后的净排放量约为5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50.7亿吨，甲烷约为7.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氧化亚氮约为3.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从1994年到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年均增长率约为4%，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由1994年的76%上升到2004年的83%。中国温室气体历史排放量很低，且人均排放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研究结果，1950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为7900万吨，仅占当时世界总排放量的1.31%；1950～2002年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占世界同期的9.33%，人均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61.7吨，居世界第92位。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2004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65吨，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33%。在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同时，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数据，1990年中国单位GDP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5.47kgCO2/美元(2000年价)，2004年下降为2.76kgCO2/美元，下降了49.5%，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只下降了12.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下降了16.1%。三、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与成就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中国政府率先组织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并从国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第一，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政府更加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将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推进清洁生产、防治工业污染作为中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施一系列产业政策，加快第三产业发展，调整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使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1990年中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构成为26.9∶41.3∶31.8，2005年为12.6∶47.5∶39.9，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电信、旅游、金融等行业，尽管第二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但产业内部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机械、信息、电子等行业的迅速发展提高了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较大的节能效益。1991－2005年中国以年均5.6%的能源消费增长速度支持了国民经济年均10.2%的增长速度，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约为0.55。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制定了“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把节约放在优先地位”的方针，确立了节能在能源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通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及相关法规，制定节能专项规划，制定和实施鼓励节能的技术、经济、财税和管理政策，制定和实施能源效率标准与标识，鼓励节能技术的研究、开发、示范与推广，引进和吸收先进节能技术，建立和推行节能新机制，加强节能重点工程建设等政策和措施，有效地促进了节能工作的开展。中国万元GDP能耗由1990年的2.68吨标准煤下降到2005年的1.43吨标准煤(以2000年可比价计算)，年均降低4.1%；工业部门中高耗能产品的单位能耗也有了明显的下降：2004年与1990年相比，6000千瓦以上火电机组供电煤耗由每千瓦时427克标准煤下降到376克标准煤，重点企业吨钢可比能耗由997千克标准煤下降到702千克标准煤，大中型企业的水泥综合能耗由每吨201千克标准煤下降到157千克标准煤。按环比法计算，1991～2005年的15年间，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中国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约8亿吨标准煤。如按照中国1994年每吨标准煤排放二氧化碳2.277吨计算，相当于减少约18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第二，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加强了水能、核能、石油、天然气和煤层气的开发和利用，支持在农村、边远地区和条件适宜地区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风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使优质清洁能源比重有所提高。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所占的比重由1990年的76.2%下降到2005年的68.9%，而石油、天然气、水电所占的比重分别由1990年的16.6%、2.1%和5.1%，上升到2005年的21.0%、2.9%和7.2%。到2005年底，中国的水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17亿千瓦，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23%，年发电量为4010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6.2%；户用沼气池已达到1700多万口，年产沼气约65亿立方米，建成大中型沼气工程1500多处，年产沼气约15亿立方米；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约为200万千瓦，其中蔗渣发电约170万千瓦、垃圾发电约20万千瓦；以粮食为原料的生物燃料乙醇年生产能力约102万吨；已建成并网风电场60多个，总装机容量为126万千瓦，在偏远地区还有约20万台、总容量约4万千瓦的小型独立运行风力发电机；光伏发电的总容量约为7万千瓦，主要为偏远地区居民供电；在用太阳能热水器的总集热面积达8500万平方米。200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已经达到1.66亿吨标准煤(包括大水电)，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5%左右，相当于减排3.8亿吨二氧化碳。第三，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重点林业生态工程的实施，植树造林取得了巨大成绩，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中国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0.54亿公顷，蓄积量15.05亿立方米，人工林面积居世界第一。全国森林面积达到17491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13.92%增加到2005年的18.21%。除植树造林以外，中国还积极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草原建设和管理、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建设与保护政策，进一步增强了林业作为温室气体吸收汇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绿化工作也得到了较快发展，2005年中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达到106万公顷，绿化覆盖率为33%，城市人均公共绿地7.9平方米，这部分绿地对吸收大气二氧化碳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专家估算，1980～2005年中国造林活动累计净吸收约30.6亿吨二氧化碳，森林管理累计净吸收16.2亿吨二氧化碳，减少毁林排放4.3亿吨二氧化碳。第四，实施计划生育，有效控制人口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使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根据联合国的资料，中国的生育率不仅明显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5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2.40‰，自然增长率为5.89‰，分别比1990年低了8.66和8.50个千分点，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中国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走完的路。通过计划生育，到2005年中国累计少出生3亿多人口，按照国际能源机构统计的全球人均排放水平估算，仅2005年一年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3亿吨，这是中国对缓解世界人口增长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做出的重大贡献。第五，加强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制定。针对近几年出现的新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进一步强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措施。2004年国务院通过了《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草案)。200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中国第一个《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200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明确了政府、企业和用户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的责任和义务，提出了包括总量目标制度、发电并网制度、价格管理制度、费用分摊制度、专项资金制度、税收优惠制度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2005年8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和《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6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这些政策性文件为进一步增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保障。第六，进一步完善了相关体制和机构建设。中国政府成立了共有17个部门组成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在研究、制定和协调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等领域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为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指导。为切实履行中国政府对《气候公约》的承诺，从2001年开始，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组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的编写工作，并于2004年底向《气候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正式提交了该报告。中国政府还不断加强了与应对气候变化紧密相关的能源综合管理，成立了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进一步强化了对能源工作的领导。为规范和推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中国的有序开展，2005年10月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颁布了经修订后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第七，高度重视气候变化研究及能力建设。中国政府重视并不断提高气候变化相关科研支撑能力，组织实施了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全球气候变化预测、影响和对策研究”、“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政策研究”等，开展了国家攀登计划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中国重大气候和天气灾害形成机理与预测理论研究”、“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及其驱动机制研究”等研究工作，完成了“中国陆地和近海生态系统碳收支研究”等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开展了“中国气候与海平面变化及其趋势和影响的研究”等重大项目研究，并组织编写了《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为国家制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和参加《气候公约》谈判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还开展了一些有关清洁发展机制能力建设的国际合作项目。第八，加大气候变化教育与宣传力度。中国政府一直重视环境与气候变化领域的教育、宣传与公众意识的提高。在《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提高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强化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文化素质。中国加大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宣传和教育力度，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知识讲座和报告会，举办了多期中央及省级决策者气候变化培训班，召开了“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等大型研讨会，开通了全方位提供气候变化信息的中英文双语政府网站《中国气候变化信息网》等，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