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你对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管制的看法

1. 说说你对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管制的看法

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条件的重新思考 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全球化背景下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从其诞生那天开始就从未摆脱过种种危机和起落的发展周期，所以我们并不需要等待所有的宏观经济条件和微观主体条件充分满足才考虑资本项目可兑换，从目前的中国综合国力、宏观调控能力和金融体系以及参与国际协调机制的状况等核心指标看，条件已基本成熟。我们也不该遇到危机就停止前进，并不是每个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家都发生金融危机，资本项目可兑换也不是金融危机的唯一原因，每一次制度的变更都有风险，我们永远都要面对不确定性。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我们已无法独善其身，世界各地发生的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机不停地向国际金融秩序在传递信号，同时也为每个国家提供了丰富的防风险经验，这对国际经济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是极其有利的，也是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良好机会。
　　
　　一、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必要性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和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的需要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是一个开放经济体，对外贸易依存度已达到66%的高度，可由于人民币资本项目不可兑换使其金融开放程度与综合国力、国际经济地位及其国际形象极不相称，严重影响着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我国2007年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测算结果是109.4%，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水平，通常人均GDP与金融开放度是大致正相关，按照这一规律，我国目前的人均GDP水平对应180%的金融开放度，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我国的资本管制对资本交易已形成明显的抑制（曹垂龙2006）。2008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早在2006年的时候，世界主要经济体大都实现了货币自由兑换。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也已经从原来只充当边境小额贸易支付手段走向了充当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港澳地区及东南亚各国间的贸易结算货币，这必然会促进人民币的境外资本化和提高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速度，如果不能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将会严重影响人民币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
　　
　　（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需要
　　
　　人民币汇率制度及其水平一直是国内外争论的焦点，2005年7月21日汇率改革使得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走出了一大步，也使社会各界对其合理化发展充满了期待，可是由于外汇市场尚未与国际接轨，其进一步发展就受到了制约。汇率的市场化取决于外汇市场的发展，而外汇市场的发展与货币可兑换是互为条件和基础的，没有广泛的交易主体自由参与的外汇市场是不健全的，所以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的重要条件。
　　
　　（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需要
　　
　　当前中国企业已经在承受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有人将中国面临的市场特点总结为“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是符合实际的。多年来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目前世界500强中的480家已在中国投资。2006年末开始，按WTO的要求中国已经全面开放了金融服务领域，国内金融机构也已经处在国际竞争当中。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可以使中国居民更容易获得国外金融产品和服务，同时也为国内金融业引进真正的国际竞争机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铺平道路。
　　
　　（四）降低外汇管制成本的需要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扩大，资本项目外汇管制难度越来越大，管理效率日益下降。对于2004年以来因为人民币升值而流入相当规模短期资金的事实，社会各界基本达成共识，但也没有有效的监控措施。大量的短期资金借助经常项目交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已经取消管制的渠道顺利地流入流出，为我国金融市场和货币政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2004年以来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差额的大幅波动能说明这期间的资本流动是十分异常（参考图表1）。资本项目可兑换不但可以销毁外汇黑市的生存土壤，堵住灰色外汇交易渠道，还可以节省外汇管制成本，而工夫应该下在如何有效监督和利用那些将要从暗处走到明处的“热钱”上。
　　
　　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现状
　　
　　据统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43个资本交易项目中，已有20个到30个资本项目交易基本不受限制或有较少限制，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已经实现了部分可兑换。从国际收支的构成来看，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可以概括为：消除直接投资的进出及汇兑限制。消除证券投资的进出及汇兑限制，消除信贷融资进出和汇兑限制以及外汇市场的准入等。2002年之前我国资本项目收支额不足2000亿美元，2007年增为17703亿美元，是1985年的54倍，在国际收支总额中的占比也在逐年上升，2007年达到41%，说明资本项目开放速度在加快。
　　
　　（一）领域尚有所限制
　　
　　截至2008年底世界500强中有480家在中国有投资，外商投资企业累计达到65.5万家，实际利用外资额累计达8597.75亿美元，仍是世界第一大利用外资国，与此同时正在逐步放松的对外直接投资，境内机构对外直接投资需经有关部门审批，由外汇管理部门负责其外汇来源和投资风险审核等。截至2007年底中国有7000多家非银行投资主体在海外1.72个国家投资，注册企业达1.2万家，投资额达906.3亿美元。
　　
　　（二）在证券投资方面
　　
　　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境内购买B股以及中国在境外上市的H股、B股等外币股票和境外发行的外币债券，但限制其在境内直接购买A股、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允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购买A股，同时允许居民购买B股，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到境外购买、出售和发行资本及货币市场工具。截至2008年12月1日共有72只基金获得QFII资格。2003年国际金融公司在境内发行“熊猫”债券，这是非居民在境内发行债券的一次尝试。截止2006年底有1 2只基金获得QDII资格。2007年底为止有140家中国企业在海外证券交易所上市（金融界网2008）。2007年8月，我国试图以香港为窗口放开境内个人直接对外证券投资业务（香港直通车），可后来又暂缓实行，随着香港市场人民币结算需求提高，最近对继续发展人民币香港离岸金融业务的建设的呼声逐渐在高涨。
　　
　　（三）对跨国借贷的方面
　　
　　除了贸易信贷以外的借贷行为仍然是全口径严格管制，如按照2003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外债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国家借用外债计划，合理确定全口径外债的总量和结构调控目标。
　　
　　（四）外汇市场方面
　　
　　2005年以来外汇市场的基础建设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2005年推出银行间人民币外汇远期业务：2006年1月引入做市商制，开展了询价交易模式，并批准在上海浦东和北京开展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外汇交易主体得以扩展，但仍然限于境内金融与非金融机构（包括境内外资机构）：2007年4月更新了交易系统，2007年8月推出人民币外汇掉期业务、利率互换等人民币外汇衍生产品交易，丰富了外汇市场交易种类，可是交易规模并不大；2007年底为止，外汇市场会员达268家，外汇交易量达2.26万亿美元。另外2008年4月实现了境内企业意愿结汇，同时放宽了个人购汇额度，基本能够满足企业和个人经常项目下用汇需求。对于非居民进入中国外汇市场和居民进入国际外汇市场仍然是严格禁止的，境内个人只能通过商业银行做实盘交易。
　　中国资本账户管制的主要特点：一是对于证券投资、衍生工具和借贷等流动性较大的项目管得较严，对直接投资管得较松，二是对资本流出管得较严，对资本流入管得较松；三对本外币兑换管制较严，是对资本跨境流动管制较松。四是名严实松、列出肯定项的管制政策。恰恰是这些不对称的管制政策为国内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融资、防险等资金流动形成了障碍，同时为国内外大量的黑市交易和灰色资金流动渠道的形成提供了机会。
　　
　　三、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条件的重新思考
　　
　　（一）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前提条件的不同观点
　　
　　文献中对于资本项目开放的前提条件有多种说法，可以概括为三类：
　　1、综合经济指标。包括宏观经济稳定、微观主体的竞争能力和市场机制、适当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完整的金融体系和充足的外汇储备等。以上是在IMF所列的基本条件的基础上总结而得。主张放慢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者认为，虽然中国持续稳定增长近30年，宏观经济基础、市场机制以及财政状况、国际储备等条件基本具备，可目前我国的微观经济主体、金融监管水平、外汇市场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等还不能满足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
　　2、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其主要观点是，产业竞争能力其实就是科学技术水平及企业创新能力。资本项目可兑换需要市场经济基础设施，更需要保证能够使开放持续的各类政策及其协调性，而后者需要由本国的产业竞争力为之做保障（邱祟明2006）。他认为因为我国产业竞争能力不高，所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应该放慢脚步，需要练好内功再考虑进一步开放。
　　3、制度是决定诸多条件的基础。如江春教授认为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取决于产权制度改革，宏微观经济状况是改革的结果而不是先决条件。可如今我国产权制度改革还未彻底，所以人民币可兑换的条件还尚不成熟。
　　另外关于国内经济发展状况与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之间的关系，国内外也有一些实证研究的结论，具有代表性的有资本账户开放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要好于对资本账户实行严格控制的国家。但只有当一国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某种程度以后，开放资本账户才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影响（Edwards2001）；中国金融发展可能并非资本账户开放的必要前提条件，相反资本账户开放对一国金融发展具有显著而稳定的正面影响。资本账户开放与制度改革本身都能促进金融发展，但两者的交互作用对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而使得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发展的总体促进效应并不十分明显（熊芳黄宪2008）。这表明制度质量与资本账户开放的需要不相适应。
　　
　　（二）中国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
　　
　　1、中国的综合国力和改革成果是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有力保障。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必然是需要一些前提条件的，而今天的中国具有稳定的宏观经济状况、较完善的金融体系和充足的外汇储备，相对合理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以及日益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以2008年底的数据为据，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资本输入国、第二大资本输出国、第三大贸易国，第三大经济体，而且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06年就达到14.5%，仅次于美国的22.8%，列居第二，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称，2008年中国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20%。而且中国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框架已经形成，长期困扰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率和资本充足率问题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汇率改革、外汇市场改革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加上人民币信誉的进一步提高和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之下形成的金融监管体系等都将是顺利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强有力的保障。
　　2、国际经验表明，资本项目可兑换没有统一可参考的标准。对于货币可兑换的条件，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可参考的量化指标，我们在通过和其他已成功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结合我们国内实际需要来判断是否已具备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观察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拉丁美洲和亚洲发展中国家以及东欧转型国家资本项目可兑换过程，不同国家的成功与失败的案例说明一般情况下，经济基础较雄厚的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不发生剧烈变化的前提下推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效果是可以肯定的（李瑶2004）。
　　基于以上各个角度观察中国经济的基本形势，不难判断目前取消资本项目管制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3、我们需要从动态的角度理解条件。谁都无法否定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现实，资本项目外汇管制的放松步伐从未停止过，已经有了较大程度的开放基础，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真实的”资本项目可兑换”也许比政策还要超前，这就暗示着我们需要改变思考方式，顺应市场需求转变管理模式。资本项目开放与其前提条件不完全是先后关系，更多的时候应该是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互动，是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关系。
　　4、不需要等到所有的条件都具备。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正处在变化之中的中国本身，很多经济指标都是动态的过程，做到准确的预测是不可能的。而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否有其紧迫性。资本项目管制除了特殊环境下采取的临时性质的管制以外大多数是市场经济基础薄弱和外汇短缺的产物，所以对今天的中国来讲其存在的价值是越来越小。
　　5、美国金融危机提供了机会。对于美国金融危机和中国宏观经济调整情况的评价和对未来的预测众说风云，但也有一些共同的认识，即百年难遇的危机虽然会给我国外向型经济带来一定冲击，但同时也带来了百年难遇的机遇，如：可促进我国经济的有效改革，争得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机会，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12月2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广东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这就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将有实质性的进展，这也对实现资本项下人民币的可兑换提出更加迫切的要求。
　　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国际金融市场报告》中称在当前国内国际环境下。中国将以放松资本项目交易限制、引入和培育资本市场工具为主线，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依照循序渐进、统筹规划、先易后难，留有余地的原则，分阶段，有选择地放宽资本项目交易限制，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按照这一思路结合目前实际，人民币资本可兑换年内值得期待。

2. 在当前国际金融环境下,谈谈你对我国资本与金融项目开放的理想和态度.

　　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提要： 　　经济全球化已经构成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趋势性特征，作为推动这一趋势的两股主要力量，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以及全球资本的跨国流动也引起了普遍关注。人们常常把前者称之为生产一体化(或全球化)，把后者称之为金融一体化，其中又以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概括地说，．当前的金融一体化趋势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加深。各个地区之间的以及全球不同类型的金融市场相互贯通，联系密切，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增大。二是私人资本流动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力，大约占全球资本流动的3／4，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流向了新兴经济地区。三是跨国银行呈现出“全能化”发展趋势，业务趋于综合化。四是大规模的银行兼并风起云涌，仅1999年就发生了七起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兼并案(王雪冰，2000)。我国当前正在通过不断的改革与发展谋求融入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体系。全球金融的一体化在给我国的金融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将带来挑战，因而有必要结合我国金融开放的进程，认真分析，提早应对。  　　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金融业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其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并且最具增长潜力的经济体。1978年～1999年我国的实际GDP增长速度创下了世界之最，20年间经济规模增长了6倍，而同期世界经济仅增长了2．2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98年我国GDP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30．1％，全世界的12％。按汇率折算，占世界的3．2％。商品与服务出口总额占到了发展中国家的17．5％，全世界的3．1％(见表1)。由于改革与开放并行不悖，成功的对外开放政策大大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外向化程度，使其越来越深地融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中。1979年～1998年问，全世界出口额增长了3．3倍，而我国的出口增长了13．5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1999／2000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8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838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3．4％，成为世界第9大出口国。1999年我国出口总额进一步增加到194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6．1％。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优势及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成为对外国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1997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452．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1998年增加到了454．6亿美元，1999年为404亿美元。1999年中国的进口、出口和FDl分别占当年GDP的16．73％、19．67％和4．08％(见表2)。与此同时，我国的境外直接投资也在稳步增长。我国经济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化趋势。 　　在贸易和投资的带动下，我国的金融业也开始逐步融人世界金融体系。1980年4月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成员资格，同年5月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地位，随后又成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是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但由于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在1996年我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可兑换以前，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尚不明显。1996年以后，国际金融体系对中国国内金融和经济的影响开始加深。通过不断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开放B股股票市场以及越来越多的海外借款和债券发行，国内金融市场间接地将自己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起来。从目前与WTO各缔约方谈判的进展情况看，我国有望于年内加人WTO，金融市场的开放也会随之加快。预计到2020年，中国有可能全方位地融入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届时，中国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将会更加直接和密切。 　　(一)银行业 　　近二十年来，遵循稳妥、有序的原则，我国逐步扩大了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从1981年引进第一家外资银行以来，外资银行在华业务一直处于健康发展状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金融的对外开放并没有因此而放慢。199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又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允许其在中国境内所有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7月，又进一步扩大了上海、深圳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范围。 　　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4月末，我国境内共设立外国银行分行154家，当地注册银行13家(含合资银行7家，独资银行6家)，外资财务公司7家，外国银行代表处257家，几乎汇集了世界上所有最有实力的大银行。这些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其中上海、深圳分别占47％和14％。截至1999年10月底，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为313．36亿美元，其中贷款总额为222．49亿美元；负债总额为286．11亿美元，其中联行及附属机构来账206．69亿美元，占72．24％，存款为49．97亿美元，占17．74％，资本(或营运资金)为26．93亿美元。外资银行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促进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保险业 　　与快速开放的银行业相比，中国保险业的开放相对谨慎一些。从外资保险机构的设立情况看，自1992年美国国际集团成为首家获取在华营业资格的外资保险公司以来，外资保险公司一般以每年1?2家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截至1998年底，7年来总共批准了12家外资保险公司的营业性机构，但开放区域仅限于上海、广州两个城市。1999年4月5日，中国一次批准了美国丘博保险集团、美国恒康相互人寿保险公司、英国保诚保险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等4家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在华外资保险机构达到了16家。从保险业务来看，1998年，国内保费收入1247亿元人民币，其中外资份额为1％。 　　(三)证券市场 　　由于过分强调筹资功能，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主要特点即发行市场发展迅速，而交易市场发育缓慢。相应地，这一特征也反映在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上。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12月底，我国共有43家H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发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发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发行股票和上市。上述发行累计筹资119．76亿美元，其中H股市值占到了香港股市总值的1．26％(1998年底)(王雪冰，2000)。除此以外，我国还有49家红筹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课题组，1999)。在国内股票市场，另有108家公司发行外资股B股股票(其中有27家只发行B股股票)，累计筹资47．45亿美元(王雪冰，2000)。但与此同时，股票的流通市场却发育缓慢。受证券市场自身发展阶段、监管水平以及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的影响，外国证券投资者及证券中介机构在进入我国证券市场时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外国证券投资者只能将外汇资金投资于B股市场。证券市场的不平衡开放态势仍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  　　二、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  　　金融开放已经使我国在吸引外资及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获得了巨大收益。从长期看，逐步扩大金融开放，并最终融人全球金融体系不仅可以使我国继续获得这些收益，也有助于加快国内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不过同时也应看到，由于一体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开放为前提的，这一过程必然会使我国的银行、保险及证券等相关行业在国内金融市场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从业务、人才、管理等方面给我国金融产业的各个领域带来直接冲击，并将进一步对我国的宏观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提出新的挑战。因此，对我国的金融业而言，全球金融一体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对银行业的影响 　　从长期看，我国银行业将从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多种收益，诸如有助于减少我国银行业在国际市场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于国内银行拓展海外业务，实现跨国经营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还体现在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方面。融人全球一体化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将要面对资金实力充足、管理先进、服务高效的国际大银行的有力竞争，有助于从外部增强我国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加快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包括中央银行的监管方式，必须与国际标准接轨，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业改革的规范化。但是从短期看，甚至从中短期看，这种融入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我国银行业的现状是，虽然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银行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远未实现，许多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如商业化程度较低，激励机制扭曲，创新能力不强，不良资产比例高等，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悬殊下的市场竞争必然会给国有银行带来负面影响。 　　可以预见，一旦现有的各类保护性措施取消后，国内银行业将出于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首先，向外资银行开放中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不可避免。由于外资银行的资金成本低、贷款开发能力强、贷款质量高，有可能导致大量效益好、讲信用的优质客户向外资银行转移，而效益和信用评级较差的客户，以及一些政策性业务继续留在国内银行，出现“逆向选择”的现象。这可视为对中资银行的最大威胁。 　　其次，外汇业务方面的限制也将逐步取消。依托通过国际市场筹集低成本资金的优势，外资银行就能以较低利率对国内客户提供外汇贷款，从而凸现其外汇业务的优势，对国内银行的外汇业务产生较大冲击。 　　第三，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也将最终解除。目前，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华外资银行总数的70％。随着人民币地域限制的放松，外资银行将会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扩展，加强对优质客户的争夺。 　　第四，在开放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居于垄断地位。外资银行在金融数据处理和咨询服务以及混业经营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它们熟悉国际金融领域，长期分析国际金融形势，注重市场开发，有丰富的市场竞争经验，具备很强的技术和金融产品开发能力，尤其是在个人资信系统方面，能够提供优良的服务。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处于垄断地位。 　　最后，外资银行出于开拓国内市场方面的考虑，将吸引走大批国内银行界优秀的管理和专业人才，给国内银行的经营管理形成一定的冲击。 　　以上竞争格局必将对国内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市场份额出现流失。我们可以比照加人世贸组织作一个简单的估计。根据预测，中国加入WTO五年之后，外资银行的外币存款市场份额将上升到15％。人民币存款的市场份额将上升到5％至10％(宫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币贷款市场份额可超过1／3，人民币贷款市场份额将达到15％左右；中间业务的市场份额很有可能超过50％；外资银行将获得绝大部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市场份额。十年之后，外资银行将占有整个银行业市场1／3的份额(王雪冰，2000)。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随着中资银行市场份额的缩小和优质客户的减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随之降低，最终将影响到中资银行的收益。如果考虑到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同时还肩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种状况将使中资银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三是影响中资银行的流动性。资金来源逐渐从中资银行分流到外资银行，必将对中资银行的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鉴于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已经很高，流动性损失不仅会恶化国内银行的风险状况。甚至有可能对中资银行的生存构成威胁。 　　(二)对保险业的影响 　　尽管我国保险业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但与具有几百年发展历史的外国  保险业相比仍显得十分稚嫩。1998年底，我国的保险深度(即人均保费)为12美元，列世界第60位；保险密度(保费占GDP的比重)为1．57％，居世界第55位(胡颖,2000)。 　　此外，我国的保险业缺乏一个完整的包括代理人、经纪人、公估行在内的中介体系以及以“松散监管”为特征的现代保险监管体系。国内各保险公司在经营机制、风险处理技术、科技运用水平、资金运用能力、产品创新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保险公司。这种差距固然意味着国内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融人国际保险市场，通过与国际大型保险公司展开竞争与合作而不断增强竞争力，但同时也意味着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与银行业的状况类似，从短期看，这种竞争劣势也将导致国内保险公司业务流失，市场份额下降。由于我国保险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市场份额的缩减将给民族保险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同时，外资公司还将凭借其灵活的管理机制和优厚薪酬待遇吸引国内保险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造成国内保险公司人才流失。除此以外，保险业的开放必将进一步促进市场主体以及保险业务的多元化，对中国现行的保险管理体制和监管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对中国证券业的影响 　　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市场规模较小，资本市场的深度不够。截至1998年底，中国股市市场价值占GDP的比重还不足25％。而1996年美国的这一数字为115．6％，英国为151．9％，日本为67．2％。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韩国、泰国、墨西哥和印度也分别达到了28．6％、53．9％、31．8％及34．4％(周道许等，2000)。资本化比率低不仅说明了我国的证券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也反映了其较低的抗风险能力。 　　二是市场结构不合理。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这两大构成中，我国的证券市场过度偏重于股票市场，而债券市场又主要集中于国债市场。截至1999年11月，国内上市的企业债券仅有11支。这与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1970年～1985年间，在美国，债券融资额约为股票融资额的10倍(深交所，1999)。 　　三是市场分割严重。比如A股、B股的割裂；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的割裂；产权交易市场与证券市场的割裂等。市场割裂严重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四是市场流通性不够。目前，国家股、公有法人股的流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A股中60％一70％的股票是不能流通的。 　　五是各市场主体行为的高投机性。国有企业倾向于上市“圈钱”；券商负盈不负亏，违规操作，过度承担风险。个人投资者追涨杀跌，盲目跟风。整个证券市场呈现出高风险的特征。 　　六是中外证券中介机构在竞争实力上差距悬殊。国内证券中介机构在经营管理机制、服务水平、创新能力、资金实力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证券中介机构。单从资产规模来看，目前我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国泰君安的总资产大约300亿元。而1998年末，美林证券公司总资产达2998．04亿美元，摩根斯坦利的总资产更高达3175．90亿美元。它们任何一家券商的资产规模，比我国全部的90家券商的资产总和还大出许多(周道许等，2000)。竞争力之悬殊显而易见。   上述问题决定了我国证券市场还远远不能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在条件不成熟时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将会导致一系列消极后果。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金融危机，特别是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后果的集中体现。但差距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期地推迟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这不仅不符合金融一体化的总体趋势，也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自身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全球化实际上意味着对我国证券业发展与规范的更高要求。 　　(四)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全球金融一体化将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多地依赖于市场手段，加快实现宏观调控方式从直接向间接的转变。但从近期看，鉴于我国的经济转轨仍要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金融一体化将对我国既有体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货币政策控制力减弱。相对于国内银行，货币政策对外资银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些。外资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国外金融市场，它们受利率管制、窗口指导信贷政策等货币政策的约束很小。当国内货币政策的意图发生变动时，它们会通过转向国外市场加以规避。这必然会缩小货币政策的直接覆盖面，使货币政策的作用发生“泄漏”，弱化其政策效果。 　　二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减弱。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是我国现在的货币供应量统计遗漏了两项内容：一是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存款；二是外资金融机构存款。这两项内容所涉及的金融业务量(以资产度量)占国内全部金融业务量的14％，对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实现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随着外资银行业务量的扩大，这种偏差也会随之放大。另外，随着金融机构多元化及其业务多元化的发展，微观的货币需求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金融创新的发展，利率市场化压力的增大也都会削弱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 　　三是部分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减弱。我国现行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有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管理、准备金制度、再贷款、再贴现等。金融开放除了有助于增强第一项工具的效果外，对其他政策工具都有抵消作用： 　　首先是利率管理的有效性减弱。外资银行外汇贷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银行管制，外资银行业务量占比的增加实际上意味着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业务量越来越大。结果必然会减弱央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 　　其次是存款准备金调整的效率弱化。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贷款通常不受其存款来源的制约，它们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资金，因此，就总体来言，外资银行的发展倾向于削弱准备金制度的有效性。 　　最后是再贷款、再贴现机制作用下降。这些政策工具对国内银行业的资金支持具有积极作用，但对外资银行的调控作用不大。 　　四是货币政策的外在约束增强。国际金融机构的介入，将使货币政策的对外依赖程度有所增加。这样，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取向，采取相应对策，以便将外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五)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的发展会更加迅速，金融创新也更加活跃，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是一个严峻挑战：(1)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不断对其金融产品进行分拆组合，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历史的经验表明，金融创新常常是作为金融监管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并且是推动金融监管发展变化的主导力量。(2)混业经营的程度越来越深，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相互交叉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彼此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如何对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进行全面监管至今仍然是个世界性的课题。(3)巨型金融集团应运而生，它们的业务范围更广，金融品种更多，机构设置遍及全球。如何对这些金融集团进行有效监管需要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4)一些传统的注重隔离风险的“防火墙”措施已逐渐失去作用，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不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转移和传播，同时还具有倍数放大作用，破坏力更大。作为这些挑战的一个集中展示，对冲基金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的高举债、极度投机和不受监管就是一个生动事例。考虑到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还不够深入，金融监管仍然出于从计划到市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之中，高效的监管体制尚未形成，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还相当有限，挑战不言而喻。  　　三、面对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对策  　　针对全球金融一体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未雨绸缪，积极准备，以趋利避害，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现代化进程。这要求我们除了要积极审慎地扩大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外，更重要地是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快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改善货币政策的调控机制，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一)加快实现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进程，增强国际竞争力 　　首要任务是理清产权关系，建立有效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与此同时加快进行不良资产重组。实现银行的资产重组可以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的方法，剥离和处置不良资产。需要强调的是，存量不良资产的处理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更关键的问题是防止边清理边产生，甚至新增速度超过化解速度。这意味着银行自身的改革无论如何都是最根本的。 　　其次是加快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工、农、中、建4大国有商业银行无论从资产数量、人员数量、营业网点还是从业务份额上都在我国银行业占有绝对比例。这样的垄断机制既不利于通过竞争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也不利于中央银行的间接调控。因此，可以考虑通过适当放松市场准人的方法，引进外资银行，发展区域性银行以及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以培育新的竞争主体，加强市场竞争。 　　第三是对国有银行现有的组织机构进行调整，撤并无效机构，清理包袱，提高竞争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展缓慢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机构臃肿，冗员太多。截至1998年底，工、农、中、建4家国有商业银行累计拥有机构14．4万个，金融从业人员近167万人(见表3)。以机构和人员论，堪称世界之最。其中中国工商银行更是以其员 　　工数量之巨堪称世界银行之最。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冗员，非业务部门人员的比例超过1／3，而在华外资银行的这一比例只有1／10，差距显而易见。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严重影响经营效率。根据1999年第7期英国《银行家》杂志的统计，尽管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与世界上几家最大的商业银行差距并不很大，但是资产回报率却相差悬殊。 　　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金融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将使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严重的人才流失，因而有必要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旧有的激励机制。目前人才竞争的格局已经出现。外资银行钱多人少，为网罗人才，不惜工本。初步估计，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外资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大约有1／3来自中资银行，他们都是各个部门的业务骨干。另有1／3来自外方，1／3来自海外归国人员。这种格局已经为国有银行的激励机制敲响了警钟。 　　如何才能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不外乎以下五个方面： 　　产权机制  市场经济中拿什么来承担责任，拿什么来承担风险?靠的就是产权。用自己的财产来承担投资风险的人，最有积极性关心投资收益。玩自己的钱和玩别人(公家)的钱不仅风险偏好不一样，投资效果也截然不同。 　　经理市场在市场经济中做老板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是打工族。为什么这些没有物质资本或物质资本不多的人也在玩儿命工作?靠的就是经理市场。经理市场说穿了就是人材市场，是给人材定价的一种机制。通过经理市场，优秀的专业人材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声誉，衡量、显示并且变现自己的人力资本。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经理、医生、律师、会计师、大学教授等职业的繁荣都是建立在经理市场的基础上的。正因为有了经理市场，才会不断涌现出类似李?亚科卡(曾任福特公司及克莱斯勒公司总裁)、杰克?威尔治(任通用电气总裁)这样的经营巨擘。 　　奖励机制小到奖金、补贴，大到股票期权都可以视作奖励机制。奖励机制更加富于技术性，应用范围最广，方式更为灵活。 　　乌纱帽机制也就是官僚科层体制，这可以视为与经理市场平行的一种激励机制。现阶段国有银行对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就主要靠这种机制。这种机制的好处是有助于避免在转轨时期出现治理真空，缺点是对人材的定价信息不公开，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 　　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条可以视为当代中国对现代管理的一条贡献。它不仅被历史证明是我党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宝，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体上说，建立国有银行人才激励机制可以从这五个方面着手，最终逐渐过渡到主要依靠前三种机制。

3. 怎样看待人民币自由兑换问题

人民币自由兑换：外汇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

4. 人民币汇率与自由兑换问题

盯住浮动
1994年以来，尽管中国实行固定钉住汇率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面对新的国内外经济环境，继续维持固定钉住汇率安排，其成本将是很高的。本文在反思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基础上，以货币模型为分析框架，对人民币汇率制度对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从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角度提出实行新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必要性。 
关键词： 汇率制度 货币政策 影响分析 
自1994年1月1日我国人民币汇率并轨后，我国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然而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管理”有余而“浮动”不足，形成事实上的钉住美元。在当时环境下，这种汇率制度的合理性是明显的（麦金农，1999）：第一，通过事先的政策承诺增强了政府的信誉；第二，维护了公众对国内金融体系的信心，巩固了1994年改革的成果；第三，稳定了危机打击后的亚洲局势。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频繁使用公开市场工具控制货币发行量，使主要针对国内经济失衡而实施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了很大的制约。经过几年时间的调整，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人民币汇率机制需要重新审视其合理性。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经国务院批准，即日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次针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不仅是缓解对外贸易不平衡、扩大内需以及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需要，也是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提高金融调控主动性和有效性的需要。
我国入世贸的时候只承诺开放金融业，自由兑换一直不给时间表，换句话说，基本没什么风险和挑战了，才会开这个口子，你的明白？ 

目前如果自由兑换对我国不利，客观条件上说，人民币还不是国际结算的常用货币，我国进出口还主要是以美元计价，对人民币需求不那么大。 

什么时候我们国家能强大到出口收人民币，进口付人民币，让老外自己换换外汇，自己承担汇兑风险，人民币才算是国际结算常用货币，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对我方才有利。
利：流畅的进行国际贸易，使资金得到充分应用。 
弊：在国内金融体系尚不强大强大和成熟的情况下，任意使国内资本流动会加大我们的汇率风险以及一些国际资本对我们的冲击。

5. 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国家必须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为什么？

如果外汇储备不足，国家可能失去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那这对于国家来说是灾难性的。

6. 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的途径和步骤

试论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途径和步骤

货币自由兑换是世界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一国实行对外经济开放必须实行对外货币开放，同时，一国货币自由兑换又是以一定高度的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国内经济相对自由为前提的。国内经济自由程度越高，市场经济越发达，作为连接世界市场与国内市场桥梁的货币自由兑换才具有更为可靠的和扎实的基础，国家保证的民间通货兑换权才更有保障，其范围才更广阔，更具有普遍性和平等性。
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自由兑换标志着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将促使外资企业进入外贸商业和其他服务领域等重要的产业，从而加强我国与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加快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步伐。
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必须谨慎而积极地推进：
在“有序、积极、稳妥”的开放原则下，首先实现资本项目有条件的可兑换，在此基础上再实现资本项目的完全可兑换。即使实现了完全可兑换，在必要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实行必要的资本管制。因此，人民币可兑换的总体战略是有序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既不应过分超前，也不能错失良机而滞后。在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下，加快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的紧迫性已提到议事日程。根据国际上开放资本项目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成功的经验，具体可采取“积极稳妥，先易后难，宽入严出”的方针。
根据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开放的步骤一般为：先放宽长期资本流动入不敷出的管制，再放宽短期资本流出入管制：先放宽对直接投资的管制，再放宽对间接投资的管制；先放开对证券投资的管制，再放开对银行信贷的管制；先放开对境外筹资的管制，再放开非居民境内筹资的管制；先放开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再放开对非金融机构和居民个人的管制。
我国可采取的步骤为：容易的即不影响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平衡的，可在人民币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后就可放宽，影响经常项目平衡，影响资本频繁移动的，可先试行取得经验后再推广，有的可逐步放宽。在促进资金流入方面，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可逐渐实行外国直接投资的汇兑自由；可逐步适当放宽外国投资者在我国金融市场上的投资，加大证券资本的流入；逐步放松国内企业向境内外资银行融资的限制。在对待资本流出方面，应放松境内居民机构对海外投资；适当允许境内金融机构向非居民融资；谨慎对待非居民金融机构在我国境内筹资。 
从国际上货币可兑换进程来看，在经常项目实现可兑换后，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大体要10年时间。1993年10月，在人民币汇率并轨前，我国承诺在2000年以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并已在1996年12月1日提前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鉴于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比预定计划提前完成，因此按此时间推算，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将在2015年左右完成。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走向国际化的时间大体为15—25年，只会提前，不会推后。届时，人民币成为国际支付结算手段，减少了对美元等国际货币的依赖，使外商更多地通过中国金融机构结算，这必然推动我国金融机构在世界上迅速发展，进一步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的铸币税和储备货币职能的扩大，将提高人民币的地位和作用，增强我国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我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必然增强。同时，必将对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作出积极的重要的贡献。

7. 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什么意思？

资本项目指任意资本（无论投资国内资本市场还是国外资本市场），可以自由兑换成该国货币资本。目前中国实行外汇管制政策允许生产资本兑换，比如IBM要在中国投资建设电脑组装厂，这笔投资是可以从美元转换成人民币来投资的，但是如果IBM想在深圳交易所买入20亿美元的长城电脑（中国大陆上市公司）的股票那是不行的，国家外汇管理局不允许这20亿美元换成人民币。这样限制的结果就是大陆投资者无法直接投资海外市场股票（所以才搞了一个QDII），国外投资者无法直接投资A股市场，和国内债券市场（所以才搞了一个QFII）。

除了资本项目还有经常项目。

经常项目(current account)是指本国与外国之间经常发生的并且在整个国际收支总额中占主要地位的国际收支项目.它分贸易收支、劳务收支和转移三项。

(1)贸易收支。又称有形贸易收支,包括进口和出口贸易收支。

(2)劳务收支。又称无形贸易收支，包括运输、保险、通讯、旅游等各种服务收支，以及由于资本输出入、信贷和投资引起的利息、股息和利润的收入和支出。

（3）转移。是指单方面无对等的交易。又称单方面转移，包括单方面汇款、年金、赠与和援助等。

人民币资本项目

一般分为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长期资本是指合同规定偿还期超过1年的资本或未定偿还期的资本（如公司股本），其主要形式有直接投资、证券投资、政府和银行的长期借款及企业信贷等。短期资本指即期付款的资本和合同规定借款期为1年或1年以下的资本。 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需要避免国际收支的过度逆差或顺差，可以维持适当的国际储备水平和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

途径步骤

货币自由兑换是世界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一国实行对外经济开放必须实行对外货币开放，同时，一国货币自由兑换又是以一定高度的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国内经济相对自由为前提的。国内经济自由程度越高，市场经济越发达，作为连接世界市场与国内市场桥梁的货币自由兑换才具有更为可靠的和扎实的基础，国家保证的民间通货兑换权才更有保障，其范围才更广阔，更具有普遍性和平等性。

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标志着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将促使外资企业进入外贸商业和其他服务领域等重要的产业，从而加强我国与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加快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步伐。

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必须谨慎而积极地推进：

在“有序、积极、稳妥”的开放原则下，首先实现资本项目有条件的可兑换，在此基础上再实现资本项目的完全可兑换。即使实现了完全可兑换，在必要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实行必要的资本管制。因此，人民币可兑换的总体战略是有序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既不应过分超前，也不能错失良机而滞后。在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下，加快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的紧迫性已提到议事日程。根据国际上开放资本项目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成功的经验，具体可采取“积极稳妥，先易后难，宽入严出”的方针。

根据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开放的步骤一般为：先放宽长期资本流动入不敷出的管制，再放宽短期资本流出入管制：先放宽对直接投资的管制，再放宽对间接投资的管制；先放开对证券投资的管制，再放开对银行信贷的管制；先放开对境外筹资的管制，再放开非居民境内筹资的管制；先放开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再放开对非金融机构和居民个人的管制。

我国可采取的步骤为：容易的即不影响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平衡的，可在人民币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后就可放宽，影响经常项目平衡，影响资本频繁移动的，可先试行取得经验后再推广，有的可逐步放宽。在促进资金流入方面，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可逐渐实行外国直接投资的汇兑自由；可逐步适当放宽外国投资者在我国金融市场上的投资，加大证券资本的流入；逐步放松国内企业向境内外资银行融资的限制。在对待资本流出方面，应放松境内居民机构对海外投资；适当允许境内金融机构向非居民融资；谨慎对待非居民金融机构在我国境内筹资。

从国际上货币可兑换进程来看，在经常项目实现可兑换后，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大体要10年时间。1993年10月，在人民币汇率并轨前，我国承诺在2000年以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并已在1996年12月1日提前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鉴于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比预定计划提前完成，因此按此时间推算，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将在2015年左右完成。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走向国际化的时间大体为15—25年，只会提前，不会推后。届时，人民币成为国际支付结算手段，减少了对美元等国际货币的依赖，使外商更多地通过中国金融机构结算，这必然推动我国金融机构在世界上迅速发展，进一步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的铸币税和储备货币职能的扩大，将提高人民币的地位和作用，增强我国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我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必然增强。同时，必将对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作出积极的重要的贡献。

学者观点

郭树清：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条件有利

2012年5月16日，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国际证监会组织第37届年会上发表演讲，郭树清发表了题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演讲，就资本市场开放路径、可兑换实现程度评估、开放路径利弊，以及前景展望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昨日，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作出乐观预期。他说，现阶段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各方面的条件非常有利”，应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他指出，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于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阶段各方面的条件也非常有利。要按照准确定位、权衡利弊、控制风险、抓住重点、注重实质的思路，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以此推动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在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目前需要做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按照名实相符的原则，开正门，“暗翻明”，清理有关的法律文件；二是向国际社会澄清相关原则的适用差异，说明中国大陆与港澳台的特殊紧密联系，逐项评估资本账户真实情况，尽快达成新的共识。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不仅有利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势必会为国际金融体系重建和世界经济秩序改善做出巨大贡献。

“30多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走过了一条特殊的道路，其主要特点有如下几个方面：始终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放在最主要的地位；引进外资有效支持国有企业改组改造；香港等地区成为资本双向流动的桥梁和屏障；证券市场通过渐进迂回方式实现了高度开放，等等。这条开放路径在总体上适应了国际经济的发展潮流，符合中国国情，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郭树清说，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具有高度重视“绿地投资”、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有效建立“防火墙”机制、从涉外经济部门开始、先易后难逐步扩大等优点，使得中国经济金融保持了健康平稳发展的态势。但是，我们的不足之处在于资本和金融市场体系发展不平衡，市场运行效率和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有待提高。如何兼顾安全性与便利性、稳定性与灵活性，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必须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郭树清说，多年来，中国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工具可兑换方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从事实出发进行考察，初步评估结果是：中国资本项目中事实上可兑换的有16个子项，基本可兑换的有17个子项，部分可兑换的有7个子项，没有完全不可兑换的项目，资本项目开放水平大大高于IMF等相关机构的评估结果。

他强调，资本项目可兑换没有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标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必须根据各自对外资开放的具体路径和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应当十分审慎地对待所谓“完全自由可兑换”，这个概念所描述的状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在任何国家，资本项目可兑换都不意味着完全放弃管控措施。特别是当国家经济和金融部门受到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发生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时，也确需采取必要的临时性管制措施。这一点，在此次金融危机后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构必须将此作为重要的基本原则，同时及早修正过去的错误理念。

8. 人民币为何不能自由兑换

因为在一国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国际游资的活动将极为活跃。
经济衰退时，国际资本将加速流出，从而加快国内衰退；在经济过热时，国际投机活动的增加容易使国内经济泡沫迅速破灭，甚至陷入经济危机。
中国人民币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对外开放，比如，个人出国旅游、留学等需要外汇，都可直接通过银行用人民币进行兑换。
一旦开放资本账户，将对国内金融体系带来严重的冲击，同时，一旦开放将不可逆转，这将使中国金融体系面临更大的挑战。

扩展资料：
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障碍：
1、人民币汇率、利率形成机制不够完善。
在目前的结售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水平并不是完全反映外汇市场供求的均衡汇率。
国家对市场行为主体持有、使用外汇还存在着诸多限制，决定人民币汇率的银行间外汇头寸市场被几家大银行所垄断，汇率缺乏真实性。
2、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存在。
几年来，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已使中国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使通货膨胀的隐患依旧存在。
3、国内金融市场不够完善。
资本项目开放将使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会很快传递到国内，而健康的金融市场体系能较好地应对各种冲击，具有自我减震作用。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还不够成熟，金融机构类型单一。
4、微观经济主体缺乏活力。
企业是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由于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所致，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普遍低效，目前处于转制过程中的国有企业亏损面相当大。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人民币自由兑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