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始于希腊的债务危机已成席卷之势，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国债务状况日益恶化，

1. 2009年，始于希腊的债务危机已成席卷之势，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国债务状况日益恶化，

    （1）目的：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克服经济危机，恢复经济发展。理论：凯恩斯主义理论。特点：社会保障覆盖面宽，具有普遍性，社会保障项目设置比较齐全；面向低收入阶层；政府主导国家福利；国家立法加强福利建设。（2）问题：资本外逃，加剧国内失业压力；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削弱国家经济竞争力；劳动者生产积极性降低（培养了懒汉），不利于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3）认识：社会福利措施是一个国家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要大力加强社会福利事业建设；生产力的发展是实施社会福利措施的前提，经济发展同时要大力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实施社会福利措施有利于改善民生，稳定社会；调动全社会的福利意识，拓宽资金渠道，适度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加强对社会福利政策不断完善，防止培养惰性思想。   

2. （12分）近来，欧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不断发展，引起人们对社会福利制度的重新思考。 问题一经济危机与社会

     （1）特点：以立法的形式建立；由政府主导：实行以工代赈；关注弱势群体；致力缩小贫富差距等。（任3点，3分）意义：1929～1933年，美国爆发严重经济危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有利于解决失业问题，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4分）（2）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涨”现象，需要消减社会福利开支，以走出困境；福利制度本身存在弊端，过度的福利也降低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过高的福利开支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是导致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3分）（3）民众和政治团体必须放弃眼前的政治、经济利益，着眼于长远利益；必须对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必须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任2条，2分）         试题分析：(1)旨在考查学生分析材料和归纳总结的能力。通过材料可以看出，罗斯福新政中政府通过立法的方式，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为弱势群体提供生活保障。在当时采取这些措施，有利于提高消费能力，缓解经济危机，缓和社会矛盾，具有积极意义。(2)考查学生对教材基础知识的掌握以及分析材料、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教材可以了解到，1973 年资本主义经济的“黄金时代”结束，发达国家出现“滞胀”现象，被迫削减社会福利开支；通过材料可以分析出，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降低了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有必要进行改革。(3)考查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材料“西方国家纷纷改革福利制度，但步履维艰”表明，福利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由“每一次福利制度改革都会引发民众的抗议”、“任何政党都不愿采取真正的增税收，降福利，消赤字的改革办法来实施根本的治国良策”可以得出民众和政府都应从长计议，依据本国实际进行改革，缓解政府经济负担。     

3.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制度分析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积极作用
 
福利制度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税收的形式把一部分国民收入集中起来，而后用于社会上收入不高的居民，以部分改善他们在初次分配中收入过低状况的一种制度。它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分配方式。福利制度从创设至今，大体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危机、调整五个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福利制度发展为由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和项目组成，并且各有一整套具体内容和详细规定的制度，虽说其最初目的之一是为了驱散社会主义的威胁，但它对于战后缓和经济危机，缓解劳资矛盾，保证社会稳定，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分配制度，它是资产阶级政府采取的重要改良主义措施，是资本主义社会调节生产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稳定、阶级矛盾趋于缓和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福利是通过高税收来实现的。各国政府通过对不同收入的阶层实行有差别的税收政策，特别是累进税减少了由所有权产生的分配不合理，缩小了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增强了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凝聚力，这一税制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稳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缓冲器”、“减震器”。广泛的社会福利措施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状况，保障了大多数人的最低经济要求和社会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动荡，平息社会不满，起到缓解社会矛盾的“安全网”作用，同时向社会成员灌输现存体制和价值观的合理性，减轻对现有制度的离心力。从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前提和保证。
 
第二，调节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发展。根据一般规律，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潜力较大，其新增收入绝大部分能够转化为现实消费；而高收入阶层由于其阶段性消费已基本饱和，在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其新增收入则会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储蓄或其它金融资产。“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覆盖全社会公民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网络，居民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福利，使居民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当期消费甚至适度超前消费。例如，美国大部分社会福利开支是以政府转移支付形式进入低收入家庭，在贫困家庭或个人较高边际消费作用下，这些支付的90%以上形成了社会购买力，使美国经济不断维持了一种较高的有效需求状态。[2]因此，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国家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它对经济的发展能起到“稳定器”和“调节器”的作用，政府通过福利支出可以适当调节社会需求，刺激或抑制消费，适度的福利开支能推动经济发展。
 
第三，促进社会服务，缓解就业压力。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的发展，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如职业培训、医疗保健等社会服务部门，这些部门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失业对社会的压力。社会服务本身是一个庞大的消费主体，能为大量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在工业劳动力的需求增长缓慢的情况下，社会服务这样的公共部门对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另外，福利制度不仅在生理方面保证了劳动力的基本生活水平，提高了劳动力的身体素质，而且通过教育等手段提高了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这样，劳动者体力和脑力的增强，使劳动的效率提高了，劳动者寿命的延长，使他们能够从事劳动的期限延长了，从而保证了经济扩张时对劳动力的需求。
 
第四，扩大公民自由，体现团结互助。社会福利制度具有普遍性，几乎惠及所有的公民。从生到死的保障增加了社会中下层阶层对失业、疾病等风险的抵御能力，有助于将个人从僵化的制度中解放出来，从而扩大了公民个人自我设计、自我选择的自由。可以说，“福利国家是一个长期的公民权演进过程所达到的最高峰”。[3]另外，福利国家的特点就是把大量的财富从就业者方面向正在成长的一代和老一代进行再分配。尽管这种帮助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出现的，但它至少也体现了一种“强制的”团结互助。
 
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弊端危机
 
福利制度是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产物，最初创设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驱散社会主义的威胁，它对人类社会的进步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不断发展完备的同时，却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其弊端日益显示出来。传统的福利制度——消极福利制度似乎走到了尽头。
 
第一，失业危机。
 
实现充分就业是福利国家的一项核心政策，是国家能够提供福利服务和收入转付的先决条件，是福利国家得以维持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就业才能创造福利，福利就是对就业者收入的一种扣除。失业大军的存在使失业福利支出居高不下，失业人群信心大减，造成福利国家的失业危机。
 
过高的社会福利开支，最终将通过各种税收转为生产成本，而生产成本的提高，必然影响产品的竞争力，这就使得原本热情锐减的雇主尽量减少雇佣人数，致使社会中就业机会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失业保障费用的增加，并形成失业保障和就业之间的恶性循环，导致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失业率常年居高不下。所以，福利不但没有成为消除失业的手段，反而成了增加失业的导因。1973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失业人数月平均823万人，到1975年达1448万人，增长76%。1975年，欧共体的平均失业率是4.3%，约600万人；到1982年，增长到10%，达3050万人。1980年美国失业率为7.4%，1982年则上升到10.8%，达1220万人。[4] 1993年美国仍有6.8%的工人失业，即至少有874.3万名美国工人找不到工作。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欧洲15国的失业率始终在10%左右摆动，失业者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曾被誉为“就业者天堂”的英国，也仅有1/3具有就业能力的居民处于传统意义上的就业状态。在法国，年轻人失业率已接近20%，数百万年轻人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窘境；在一些糟糕的夕阳产业，失业率高达80%。[5]大规模的失业必然减少福利收入，扩大福利支出，打破福利国家的平衡预算，使福利国家陷入濒于瘫痪的境地。
 
第二，财政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危机最集中地体现为国家财政的危机。国家财政具有刚性，其规模可以不断扩大，但要缩小已达规模，理论上可行，实行上极难，因为社会福利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中各个利益集团政治交易的对象。当经济高涨时，各利益集团致力于瓜分财政剩余，而当经济萧条时，为了刺激经济，又必须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各利益集团争夺既得权益的行为，使政府的财政僵化。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又不得不增发货币或发行赤字公债。前者将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后者将现在的负担转嫁给下一届政府，使政府财政陷入两难境地。随着西方社会福利的覆盖面越来越广，享受人数越来越多，费用也越来越大，其增长速度超过经济的增长，使得各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数额巨大，一般占到政府总支出的1/2至2/3，引起财政状况恶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制度的财政危机就是这样造成的。
 
典型的“福利国家”英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福利制度黄金期的70年代，其社会福利开支增长了2.7倍，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4%上升到29.4%。80年代，这一比重继续升高，1983年，已增至527亿英镑，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38.2%。1951年至1986年，英国出现财政赤字的年份有32年，累计赤字达1209亿英镑。[6]
 
德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德国每年的社会福利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3%。1991年以后的11年间，德国政府债务整整翻了一番。2002年，德国政府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3.75%，远远高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的上限。
 
瑞典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前期，公共支出都呈直线上升趋势，增长率远远高过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60年代公共支出占GDP的60%强，而同期的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在45%，直到80年代势头才有所控制，稳定在60%。这样的结果直接导致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在1950～1960年，瑞典中央财政赤字增长了1倍，1960～1970年财政赤字增加了4倍，1970～1980年财政赤字增加了12倍。70年代以前赤字在GDP中的比重一般不超过5%，而到了1986年竟达到13%，可见瑞典的财政收支极不平衡。为维持庞大的福利支出，瑞典政府被迫借债，1985年瑞典的国债达到5956.3亿克郎，[7]被人们讽刺为是靠借债度日的安乐园。
 
第三，老龄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生率低，平均寿命延长，导致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福利国家在养老金支付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负担。随着二战后生育高峰期降生的婴儿正纷纷进入退休期，老龄化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共性。退休者的增加以及生产者的减少，使社会保险费率逐年上升，职工收入相对减少，对劳动者的热情和消费起到抑制作用。以前是4个就业者负担1个退休者，到2030年，欧洲大多数国家是每3个就业者将负担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在德国和意大利，这个比例将是2:1。[8]
 
目前，日本加入养老保险的人数为7000万，而领取养老金的有1800万，也就是说4人养活1个老人。日本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2000年，日本总人口是1.26亿，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多达2200万。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率，从1970年的7%上升到2000年的17.3%，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32.3%。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老年人年龄构成的变化，在65岁以上的人口中，75岁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将从2000年的41%上升到2050年的58%。75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由于在养老金和医疗以外还需要照护的保障，对社会保障的依赖有了飞跃性的发展。[9]
 
目前，美国65岁以上者占人口的13%。至2030年将达到或超过20%。人越老，医疗开支就越大。目前美国占人口比例12%的老人，却花费了医疗费用总数的1/3。30年后，老人的比例约20%，医疗费用会占2/3。[10] 那时，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的比例将明显缩小，平均2.1名在职人员养活1名退休人员，目前是平均3.4名在职人员养活1名退休人员。专家估计，如果不进行改革，社会保障制度15年后将入不敷出，出现赤字，到2037年，政府将无力支付养老金。[11]
 
据统计，英国80岁以上的老人在20世纪40年代仅为75万，90年代为200万，2020年将为300万；工作人员与领取养老金人数的比例随之变化，40年代为5?1，90年代为3.3?1，2020年将为2?1。社会保障费用的一半需支付养老金。
 
瑞典是长寿国家，社会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在瑞典，子女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老人的一切由社会负责。
 
第四，社会危机。
 
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造成失业现象严重、财富分配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突出表现为公平与效益的双重失衡：在公平方面，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经济政策，减少公共开支，削减社会福利，降低所得税率，社会保障体系遭到破坏，贫困现象加剧，两极分化严重，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在效益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国家遭到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除美国能一枝独秀外，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例如，1991～1994年间，芬兰的GDP下降了12%，失业率则从1990年的3.5%猛增到16%以上。政府财政收支平衡从略有盈余变为亏空，赤字超过GDP的10%。瑞典在此间受到的冲击更大，GDP连续三年负增长，失业率大幅攀升，仅1991年失业率就从1%升至8%。[12]
 
另外，高工资的福利国家已经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首先商业化的趋势使许多公共部门的工作转移到私营部门，如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力推行私有化，包括电信公司、煤气公司、航空公司等16个国营企业都被卖掉了。私营部门可以降低体力劳动者的工资，使妇女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其次，在福利国家的社会内部开始滋长贸易保护主义，种族主义、右翼极端主义开始抬头，有些人反对移民和外来的劳工，害怕他们争夺有限的工作机会，甚至认为外来者分享了福利国家的各种待遇而使福利国家的负担加重，还有些人开始反对同第三世界进行自由贸易，认为只有在发展水平相似、劳工标准趋同的国家之间才可能进行公正的贸易。可见，这些西方福利国家由于自身的原因失去了经济安全感，但很容易将人口变化、工业变化和社会变化所造成的财政危机转嫁于外籍劳工和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制造紧张的社会气氛，给福利国家的政治造成无形和有形的社会压力。[13]
 
第五、观念危机
 
由于福利制度给人们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服务，一些人宁肯靠国家补助过日子也不愿努力寻找工作，滋长了懒惰和不思进取的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不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出于生存的需要，他们为较多的个人收入而努力工作，并注意改进工作，一旦最低收入有了保障，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了供给，而激励工人发奋工作的新的动机——政治思想因素的作用又不可能产生，于是形成了“动力的真空”，大家“多干”、“少干”差距不大，“少干”、“不干”无多大区别，失业者的收入有时不低于在业工人的收入，使许多失业者并不急于找工作。这种情况的存在和继续，必然会使部分人产生过分依赖社会和国家的思想，造成一种不干或少干工作都照样可以生活的社会观念。从某种意义上，优厚的社会福利是一种“大锅饭”，使许多人上进心理减退，不劳而获思想增强，高福利制度造就了不少“高级乞丐”。在某种程度上，情况恰如新自由主义所说的那样：福利国家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
 
如德国，失业工人可以得到原工资67%至53%不等的失业救济，加上住房、小孩抚养等补助以及免交税款，一些失业工人的社会福利待遇甚至超过低收入者的收入。如果夫妻二人都失业，他们拿到的失业救济金竟比仅一人失业的夫妻的收入还多。这种不合理的劳动制度阻碍了人们就业的积极性，使社会福利负担不断加重。
 
加拿大有10%的国民依赖福利金过活。由于免费医疗，一些无所事事的人，把看病当成一种社区交往生活，政府在医疗上的开支失控。失业率的高涨与太过容易领取失业保险金有着必然的关系。有这样一件事，在非洲索马里一大军阀的太太，带着4个孩子来加拿大充当难民，政府每月给她1500加元的福利金；一群索马里难民看到加拿大的福利金这么容易拿到，便一个人化六、七个名字来多伦多市社区申请，居然也一一得手。如此一来，这种靠伸手维生的人呈上升趋势，国民的谋生斗志日薄西山，国家的经济自然一蹶不振。[14]
 
再看瑞典。在高福利制度下，人们工作和不工作的收入相差不到20%，所以躺在高福利“摇篮”中的瑞典人，工作积极性较低，对请假和缺勤抱轻率态度，正如瑞典人自己所言，他们创造了“两个新高”，即人的寿命最高，旷工、病假率最高。如今，不愿就业、厌恶工作在瑞典已成为普遍关注的现象。
 
如此一来，就陷入一个矛盾的怪圈：与失业率居高不下相伴而生的，是福利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供给不足，除了出生率不高和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之外，过于优厚的福利保障缺乏激励机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六，制度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全面推行，还导致制度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行政的低效率和结构的不合理。行政的低效率是人类组织结构的一个常见问题，而结构的不合理是由于社会的保障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因而忽视了管理科学中的一个基本原理，即目标和标准的一致性。
 
作为实行“全面保障、全民保障”的福利国家，要把名目繁多的社会保障设施管理好，要把人数众多的福利待遇享受者的福利事业安排好，政府就要组织包括各种等级和种类的庞大专家队伍，这样，政府的官僚体制就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庞大机构的开支有时甚至超过向居民提供的福利津贴的费用，而且庞大臃肿的机构办事拖沓，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习气向社会蔓延。1960～1975年，瑞典各类工作人员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变化是：政府从28%提高到41%；农林渔业从16.5%下降到6.7%；工矿业由29.1%下降到26.1%。英国同期政府人员由21.9%上升到28.2%。[15] 英国的公费医疗事业更是以低效率著称。
 
另外，福利制度管理不严，导致福利诈骗行为严重，资金大量流失。据调查，在英国有四分之一的人存在着骗取救济金的行为，有三分之二领取残疾救济金的人无充分残疾证明，政府为此每年损失达40亿英镑，这笔资金足够修建100个医院。[16]
 
第七，政治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制度与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各个政党为了竞选获胜，纷纷向选民承诺扩大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实现与否成为一大政治筹码。社会福利款项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否则便会引发政治危机。政府一旦试图削减补贴，就会遭到强烈反对并以失败告终。
 
如英国的福利问题就成为党派斗争的焦点之一。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为了在竞选中取得选民支持，两党都以“福利国家”倡导者自居，纷纷向选民许诺各种社会福利。工党主张社会福利“普遍化”。1945年，工党在竞选中许下诺言：使公民普遍地享受到福利，使国家担负起保障公民的福利职责。保守党则主张实施“有选择的”社会福利。为了解决福利开支过大的问题，保守党1979年上台后，强调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将部分福利机构私有化，降低所得税率，削减和取消部分保险补助金，保守党政府的福利改革使社会的贫富差距明显增大，引起人民强烈不满。1997年5月，布莱尔领导的工党上台后，强调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平衡，在传统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和保守党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随着经济的严重滞胀，两党在社会福利问题上的争吵还会日益激烈，但两党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取消福利措施和削减社会保障支出。瑞典的情况与英国非常类似。
 
总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包袱沉重，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而经济不景气又使庞大的福利开支难以为继。为了打破这一恶性循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对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试图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变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变“救火”为“防火”。但真要把改革进行到底，其难度是相当大的。

4. 福利国家的改革动因及改革措施

　　一、福利国家改革的动因
　　70年代中期以来，在石油危机的打击下，各国相继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困境。经济危机又引发了与之密切相联的“福利国家”的危机，给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一） 经济危机致使福利国家难以为继
　　（二） 高税收、高福利和福利平均化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是国家养老金开支大、财政不堪重负；二是企业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降低；三是增加了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依赖，使整个社会缺乏活力
　　（三） 改革的人口动因——出生率下降和老龄人口上升，职工人数的实际减少或预期减少和退休人口的增加是事关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存在性的重要因素，前者将减少养老金制度的供款收入，后者将增加养老金支出.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行为，严重损害了经济的效率，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四） 北欧各国政治的一致性发生了动摇——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社民党自30年代以来在北欧政坛长期执政的局面被打破，右翼政党上台执政，北欧各国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开始由左翼政党占主导地位向左右翼政党势力均衡的方向转移。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北欧各国的左、右翼政党都把改革福利国家作为它们吸引选民的主要手段。
　　二、福利国家改革的主要措施
　　（一）社会福利制度地方化改革
　　北欧各国强调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使地方政府成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其目的是要减轻中央政府社会福利支付的负担，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社会福利实施和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二）医疗服务方面的改革
　　北欧国家在医疗服务方面改革的目标是控制健康医疗费用支出，防止医疗费用需求无限扩大。其主要措施：一是改变医疗预算体制和方法，将原有的固定医院预算制改为浮动制，对医院的预算拨款与医院的实际医疗效果挂钩。二是“个人自由选择医院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公民个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一般是一个城市内）选择任何一家医院就医。
　　（三）就业政策的改革
　　福利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充分就业”，它的基本含义就是对“工作权利”的确认与确定。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欧各国开始引入强调“工作义务”的新的就业政策。
　　（四）养老金改革
　　在养老金改革方面，福利国家主要侧重结构调整，其改革的目标是使养老金制度更加灵活机动，使领取养老金的人和在业人员来共同分担和分散风险，以改变目前的养老金集中使用，投资收益与个人无关，风险完全由在业的人员来承担的现状。
　　（五）税制改革
　　在税制方面，福利国家深感多年推行的所得税及工资税等起点太高，严重影响了公司投资和个人发展的积极性，并且阻碍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减税就成为北欧各国税制改革的一个重点。在20世纪90年代初，芬兰、挪威和瑞典还引进了双重所得税系统，双重所得税系统（DIT）的主要指导原则在于将对劳动收入的累进税率与对公司和资本收入的不变税率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广阔的税基和相对低的税率

5. 近年来，欧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不断发展，引起人们对社会福利制度的重新思考。请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4分

     （1）特点：以立法的形式建立，由政府主导，实行以工代赈；关注弱势群体；致力缩小贫富差距等。（任3点，6分）意义：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有利于解决失业问题，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4分）（2）福利制度本身存在弊端，过度的福利也降低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过高的福利开支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是导致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4分）         试题分析：（1）根据材料得知，罗斯福新政有如下特点：美国政府颁布《紧急救济拨款法》和《社会保障法》，实行“劳动福利政策”；国家提供失业救济，组织失业者进行公用事业的建设；对富人征收重税，对数额巨大的个人净收入征收累进税，更合理的分配国民收入。这样做有利于解决失业问题，缓和阶级矛盾，缩小贫富差距。（2）根据材料得知：很多国家的福利待遇出现了问题，“失业福利待遇甚至超过正常工作的低收入者，使得过多的公民宁愿领取社会福利金而不去工作。公务员的未婚或离婚女儿，仍然可以在父母死后继续领取他们的退休金。”政府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应用于了福利保障，造成政府负债，改革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成了目前迫切需要发的事情。    

6. 怎么解决福利国家的危机

上面两位说的实在是有点不靠谱。
福利国家的危机从根本上讲就是对于高收入阶层和企业税收过重，而对于不创造社会财富的群体福利过于优厚，以至于出现了上一天班不如在家泡一天病号挣得多的怪现象。这种政策严重打击了社会群体的劳动积极性，也大大削弱了企业以及个人的发展意愿，同时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创造财富的群体萎靡不振，财政收入陷入萎缩；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居高不下，财政赤字严重，最终将导致通货膨胀，财政信用破产。
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外乎以下几点：
1、扶持企业发展，恢复企业活力，给予税收优惠，鼓励发展。
2、削减福利性政府开支。
3、减少就业者的税收，创造就业机会，鼓励人们就业。
4、裁汰政府冗员，减少行政开支。
5、鼓励生育，抵御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以上为本人原创，欢迎邮件探讨。

7. 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福利制度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积极作用    

第一，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

第二，调节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发展。
第三，促进社会服务，缓解就业压力。
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弊端危机

第一，失业危机。
第二，财政危机。
第三，老龄危机。
第四，社会危机。
第五、观念危机。
第六，制度危机。
第七，政治危机。
总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包袱沉重，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而经济不景气又使庞大的福利开支难以为继。为了打破这一恶性循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对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试图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变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变“救火”为“防火”。但真要把改革进行到底，其难度是相当大的。

8. 谈谈面对经济危机中国该怎麽办？从财政赤字运算，适度通货膨胀和福利措施方面介绍

美国正把中国掏空：世纪大偷窃损失最惨的就是中国  



    我听别人告诉我："我们这里白天的时候，美国人正在睡大觉。"也就是说，我们是在美国人不用太阳的时候才使用太阳。可是美国人睡醒了还是对我们说三道四横加指责。今天"军事不透明"，明天"军费增加太快"。不是"感到威胁了"，就是"人民币升值太慢"。美国人怎么这么霸道。
    目前还活着的所有的共和国的将军们，不管是鹰派还是鸽派，都得承认美国是世界上第一经济和军事强国。我们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如果没有美国在从中作梗，台湾早已统一。
    那么美国为什么会如此强大？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国人也的确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中国人为美国的强大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今天地球村的所有人可以达成这样的共识，一个国家的强大靠的就是人才。如果没有人才，无论什么制度的国家都没有强大的可能。那么人才从那里来？差不多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靠教育。然而有例外，美国就不是靠教育。它靠的是掠夺，疯狂的掠夺世界各国的人才。
    这当中中国对美国的贡献最大。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已经累计向美国输送优秀人才约50万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精英人才。
    他们都是中国许多著名高等院校如：清华北大等的高材生。所以说中国人为美国的强大，作出了不可摸灭的极其巨大的贡献。顺便我告诉你，美国的小学生三年级了还在学20已内加减法，我们的幼儿园都比他们强得多。
    国产电视片《北京人在纽约》里有这样一句台词："如果你爱一个人，就把他送到美国，因为美国是天堂。"根据20世纪70年代披露的资料，那时美国的大学里系主任这个角色，有一半是华人。近三十年以来，中国人越来越喜欢去美国了。不是去旅游，而是去了牙根就不想再回来了。
    不管是志愿的也好，是被强迫的也好，早在100多年前为了美国的强大，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把自己的尸骨都扔在了美洲大陆上。
    那些背井离乡为美国修了几千公里的铁路的华工，大部分没有能够回到自己久别的故乡，他们并不是留在美国享清福。而是因为恶劣的工作环境、超强度的劳作、疾病、寒冷和饥饿，一个又一个的倒下去了。有历史学家形容：在美国铁路每一根枕木的下面都有一具华工的尸体。
    今天的中国大学生，特别是那些成绩优秀的高材生，他们只要一拿到毕业证，首先考虑的是怎样出国。绝大部分去了美国。在成绩排行榜中前几十名的人都走了。如果你是属于头几十名高材生中的一员，而你又没有去美国或者你暂时还没有走，就会有人问：你怎么还不走？
    想想看这是民间潜藏着的多么可怕的思潮。它的威力远远超过"094战略导弹核潜艇"。现实就是：一流的学生去了美国，二流的学生留在国内。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 前仆后继。
    中央党校的一位女教授说过这样一句话："站在星条旗下的一流人才与站在五星红旗下的二流人才进行对抗，对抗的结果还用说吗？"
    谁都知道这样的道理：现代化建设靠人才，造就人才靠教育。
    教育是个永恒的话题。在教育这个话题上，中国人永远是个冤大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2.5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款流进了日本人的腰包。这些白银等于清政府十几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就是说中国人不吃不喝十几年才能攒下这笔钱。这是中国人民多么沉重的负担。
    有一种说法是：日本拿到赔款后，主要投入在教育上。即使这种说法不对，那么也有相当部分的钱是用在了教育上。这样以来，就成为中国人第一次拿出大笔的钱，给外国人办教育的事。你说不是怨大头是什么？
    每一个家庭都非常重视对自己孩子的培养，按现在的物价计算，从幼儿园开始到研究生毕业，培养一个学生至少也得几十万元。这是普通家庭支出的重头戏，全国的老百姓将投入多少钱呐？国家又要投入多少钱呐？这二者加起来那必定是个天文数字。问题是我们付出的血本，培养出的人才却白白送给了美国。
    这实质上就是中国人拿钱给美国人办教育。不是怨大头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到任何解决问题的希望。怨大头还不知道做到何年何月？
    美国是最会使用资本积累政策的国家。促使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
    "人力资本积累--这是最重要的资本积累。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发表的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就职演说中，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即人力资本是体现于劳动者身上的人力、知识和技能的总和，是资本的一种形态。同时，他明确指出"20世纪以来，美国90%的产品更新依靠的是人才的智力，而不是传统的劳力或资本。"
    美国早就看到了积累人力资本的重大战略意义，这一方面提升了美国自身的科技研发水平，另一方面阻止了他国通过科研赶超美国的速度和力量，实为一箭双雕之举。
    纵观美国对人力资本的争夺政策，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移民引才，即通过颁行修改(移民法)对学有专长的外国人才优先移民；二是趁火打劫，即在别国危难时机抢夺该国的关键人才；三是重金收买，即通过高薪手段"挖掘"别国的人才；四是优惠吸引，即以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吸引外国人才；五是截留学子，即以优厚的奖学金吸引并以优越的待遇截留外国留学生。
    虽然这些措施表面看来使美国投资不少，但实际情况是，美国却省去了人才成长过程中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全部投资，甚至省去了部分大学低年级的投资，直接从高层"窃取"了人才，因而反倒节约了巨额教育经费，所以对美国有百利而无一害。
    有了大量科技人才，美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也就有了坚强的智力基础，以此为主要支撑的综合国力的保持与提升自然就有了强力保障。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本来就是靠外来人才发家的。美国大量引进外国人才，加速了本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正如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称:"他们(指移居美国的外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他们的贡献和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使美国变得更加富强。"
    就连美国人自己也认为：美国得到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科技人才带来的巨大好处，因此"我们欠留学生的祖国一大笔债"。"
    20世纪40年代，对人类历史的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就是美国抢在希特勒之前制造出原子弹。其实真正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有相当多的人并不是美国人，是引进的人才。
    〈未来的战争〉一书的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和海迪.托夫勒，在他们的书中写道"二次大战期间，科学人才的竞争十分激烈，有时甚至达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纳粹由于驱赶和灭绝一些欧洲最杰出的科学家（其中许多是犹太人），严重的挫伤了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而盟军则四处网罗这些人才，让他们参加曼哈顿计划，并最终生产出了人类第一颗原子弹。
    还有一些人则在战略研究、政治科学、心理分析等领域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此外，盟军还竭尽全力绑架德国的原子能科学家，以避免希特勒拥有自己的原子弹。
    随着信息与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这种正反两个方面的人才流动的军事和商业意义就越来越大。美国著名管理学理论家汤姆.彼德斯说过这样一段话："硅谷的一大秘密就是巧妙地偷窃第三世界的人力资源。也许，硅谷的当地人正在纷纷离去，但是，陆续迁进的印度人和中国人，他们的作用绝非是仅仅弥补空缺而已。"
    在这场世纪大偷窃当中，损失最惨重的就是中国。据说是强大的中国，还拿不出任何办法来制止这场旷日持久的民族大流血。实际上这早已演变成一场没有枪炮声的民族战争，只是许多中国人不觉悟不认识罢了。
    美国人是很狡猾的，或者说是非常狡猾的。它窃取中国的人才有许多办法。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猎头公司"。中国的政府官员也好，企业的技术骨干也好，软件工程师也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顶尖的人才，都早已上了猎头公司的黑名单。剩下的问题只是他想把谁挖走了。
    美国人使用的办法其实很简单，给你很高的薪水，给你很优厚的待遇。中国国内的工资水平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只要是被猎头公司瞄准上了，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美国人的诱惑。
    于是，我们千辛万苦培养的人才，就源源不断的流失了。这是有失颜面的事，我们的执能部门从来就是对此装聋作哑，绝不会把真实情况向世人公布。就连清华北大的留学生资料也是保密的。对于社会上的指责、呼吁和评论，他们也绝不会作出回应的。
    美国人还很会偷窃别人脑子里智慧和知识。其手法千奇百怪叫你防不胜防，什么论坛，什么研讨，什么交流，什么评奖......。许多人因为能够去一趟美国，就什么都忘了，很多不该说的，统统说了出去。美国人很容易的得到他们想要的情报。再比如，美国非常重视从青少年头脑中获取智慧，因为青少年思想活跃，有许多创新的灵感。美国在发射航天飞机之前，向全世界的青少年征集实验项目，说是在航天飞机上的搭载的实验。
    承诺如果你的实验设计方案被采纳，你就有机会去美国参观航天飞机的发射。于是，很多人把自己的设计方案递交到美国，最后只有寥寥几个人被邀请去美国观看航天飞机的发射。辽宁省沈阳市就有学生去了美国观看航天飞机的发射。把老师和学生都乐疯了，我们的政府官员也来表示祝贺。
    岂不知美国人已经偷到他们想偷的东西。因为，有时一个小小的启发就可以成就一个巨大的科学发明和创造。而美国在经济军事等领域所获得的好处，有时是不可估量的。人家在大偷特偷，我们许多人只是站在一边傻笑呐！
    就是我们顶尖的科学家，在这方面也是一塌糊涂。著名的水稻专家袁隆平，经过自己几十年极其艰苦的努力，成功的培育出杂交水稻。对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立下汗马功劳。也对全世界人们的吃饭问题，做出巨大的贡献。对袁隆平的评价无论怎样都不过分。
    他对人类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如果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能够在世界上申请专利成功，那么中国将获得一笔十分巨大的经济财富。
    这笔财富的价值不是几十个航空母舰舰队所能相比的。可是，当我们把专利申请送到美国人手里的时候，美国人拿出一大叠有关杂交水稻的详细资料。而后对中国人说：一项技术秘密在申请日之前，如果已经泄露出去，那么这项技术也就失去了申请专利的资格。也就是说，早在申请提出之前，有那么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国人，把杂交水稻的技术秘密散布到各种媒体上。猴精猴精的美国人早把这项技术秘密拿到了99%以上。
    杂交水稻技术申请专利也就告吹了。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缺，才申请了一个子项目的小专利，这个小项目只能占整个杂交水稻技术总量的百分之一、二。在靠知识产权打天下的今天，我们打败了一场极其重大的战役。而且是一败涂地。
    人家偷都偷不着，而我们一些大傻帽，整天瞎显白，把技术秘密白白送给人家。美国人在拼命的掏空中国，而一些傻瓜又在帮倒忙。悲剧就一个接一个了。如：宣纸厂允许日本人把整个生产过程录象带走。后来发现日本的宣纸产量和销量比中国多得多。东北的一位搞大豆生产科技研究的专家说："人家大老远来了，不告诉人家点东西，多不好意思。"










泡沫的产生 
没有人会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存在巨大的发展差异表示怀疑，也没有人会对中国各省、各地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巨大差异表示怀疑，这种差异就像餐桌上的饮料有红、有绿、有深、有浅、有酸、有甜一样，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在讨论中国的房地产时，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只看到了餐桌上的一堆饮料中的一小部分，而忽略了这些不同的瓶瓶罐罐虽然都是饮料却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差别。 
饮料中的啤酒、可乐、雪碧都有泡沫，但白酒、茶水、纯净水、果汁类就没有泡沫，矿泉水则分为带气和不带气的多种味道，因此绝不能因为饮料中的一些带有泡沫就认为所有的饮料都有泡沫。中国的房地产大约也是同样道理。 
某些地区可能供给量与价格已像啤酒产生了一些泡沫；而有的地区则像雪碧会有局部地区或地段出现泡沫，但很快可以自我消化，只存在个别的泡沫，更多的则尚在未充分发展的阶段或者是一杯怎么晃都不起泡的白水；有的则加了些酸或甜或被染上了些颜色，看着花花绿绿的很是热闹，但同样不管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也不会暴涨暴跌出现泡沫，甚至有些地区扔块石头下去都难以激起泡沫和浪花。 
中国的房地产发展除了个别大城市外，多数城市的市场化程度还很低，但并非缺少需求、并非没有购买能力，而是根本就没有商业化的生产方式。统计集中于70个大中城市，在全国660个城市中只占11%（生产量约占80%），其他的城市大约都被列入四、五线城市了，但瑞典第三大城市仅有25万人口，其商业化生产住房的程度却高达70%，中国660个城市中90%的城市人口超过了30万人，而商业化住房生产程度均极低，甚至为零。 
2005年全国1%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国城镇住宅存量中30%多为自建房，这正说明了这种非市场化的落后生产方式，而商品房所占的比重仅为25%，远低于自建住房的比重和总量，局部城市和地区的住房生产与价格变化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市场的整体情况。说中国的房地产整体已出现泡沫的结论，最多是将全国的普遍情况当成了啤酒，而啤酒香最多飘在几个特殊城市，而大多数城市包括大多数的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大都尚在起步阶段。 
中国仅有十年的房地产市场化的发展历程，却有五年多的时间在打压和调整。一会打击投资、一会打击需求，不知道是中国的房子多了，还是民众住得太好了。 
其实我国的城市居民家庭住房的建筑面积中位数只有68平方米，成套率仅为75%，与发达国家的水平还相差甚远。 
好多人都将美国的房价下跌与中国的相比较，却不知道我国的住房发展阶段大约相当于美国六十年代的住房阶段。日本1960年确定的住宅法中将人均25平方米以下定为住房困难户，而欧美的许多国家则将人均少于1.9间房作为住房的困难标准，中国北京目前大约7.5平方米以下为困难户，标准之间的差距恰恰说明的是发展阶段的差距和住房现状的差距。 
许多人在用房价收入比来评价中国的房价，却从来都不知道应用房价的中位数、收入的中位数和住房面积的中位数来作为基数计算的国际惯例。更似乎只有一手房是房子，二手房不是房子，二手房房价并不计算在内。因此总得出一些惊人的结论，也因此得出中国的房价过高的谬论。 
尤其是那些本就在经济适用住房，甚至在廉租房保障范围内收入的家庭也在用收入与商品房价格在做比较，包括那些刚参加工作、社会财富创造能力甚至低于高技术的农民工的年轻人，都要用自己的收入与最贵的商品房去比一比。 
部分一线城市确实房价较高，这与当地的人均GDP和存在高收入阶层有关，也与当地的公共财政福利有关。而地方公共福利如地铁、交通的便利、水电的供给等基础设施，也包括医疗、教育等正是由土地的收益来支撑的。这两者之间的相辅作用也在抵消着房价对生活质量的影响。这与国外的物业税相似，高物业税所带来的同样是生活环境的改善。而效率的提高正在于这种房价的选择作用。 
啤酒天生就有泡沫，但顺壁而下的倒啤酒并不会造成过多的泡沫，甚至可能倒满杯子也不出泡沫，但如果人们想故意的制造泡沫只需简单的摇摆瓶子，再加快倒酒的速度，泡沫就会爆发出来，甚至会洒满桌子。 
中国的房地产大约就是这种情况，少数城市与地区或有内在的泡沫，如果没有人或政策去晃动，这些泡沫本是可以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与供求平衡的调节消化了的。但在外力的作用之下，让那些本是无害的因素变成了市场自我调节的障碍。如至今没有人承认是土地的招拍挂政策让土地的政策性垄断推高了土地的价格；至今也没有人承认是土地的天价推高和影响了房屋的价格；至今也没有人承认自2003—2006年土地供给的减少造成了部分地区的供不应求；至今也没有人承认二手房交易增加的各种税费在推高二手房交易的成本与房价；至今也没有人承认第二套住房新政对改善性需求的打击与影响；至今也没有人承认是抑制需求的政策在打击市场的预期，让销售下降；至今也没有人不承认房地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但却没有承认连续多年打击房地产的政策在扭曲民众对市场的信心…… 
中国的泡沫大约就是这样产生的，消除了那些产生泡沫的政策还市场原来的本色，泡沫才会被消除。然而消除这些本不应产生的泡沫，却要付出极大的成本和代价。 
假如政策不能及时的调整，也许泡沫还会继续增加，甚至有可能淹没住房制度改革以来的全部成果，让一场更大的危机爆发，并让全国民众的财富在“泡沫”的破灭中缩水，以至于让信心在数年之后难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