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对唐甄的思想主张？

1. 评价对唐甄的思想主张？

人们在提到唐甄时，往往称他为早期启蒙思想家。
但是，启蒙思想是欧洲反封建 运动中资产阶级运动的铺垫。如果我国有类似的思想要称之为“ 启蒙” 的话，也应区别对待，不应与欧洲的启蒙思想相等同。
 而且，唐甄的思想也不能认为是启蒙思想，因为他虽有贬斥君主、男女平等等言论， 但是与真正的启蒙思想有本质上的区别，其中则反映出了他强烈的反清复明思想。并且，其思想也还属于传统儒家思想，并没有新的创造。

2. 唐甄的政治主张是什么

　　第一，封建君主没有推行富民政策，而实行的是忘民、虐发、害民之政，因而“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潜书·存言》）。第二，封建官吏横行掠夺民众财产，他们坐视民众疾苦不救，贪婪谋取一己私利。第三，沉重繁多的赋税，加重了民众生活的困苦。第四，财源枯竭，贷币量少，导致了财贷无法流通，“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于财，穷于银也”（《潜书·更币》）。
　　唐甄（1630～1704)，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政论家，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同称“四大著名启蒙思想家”。被中宣部、国家教委列为亘古以来包括孔子、孟子、鲁迅在内的一百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杰出思想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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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唐甄的经济思想

唐甄在经济生活方面，原有土地七十亩，可收租四十一石，江南税重， 清朝市井图要纳赋税二十石，去其收入一半，不足维持家计。遂卖去土地，以所入款项六十多两银，从事商贩，遂得粗安。同时，由于其祖父唐自踩“居官廉，多惠政，尤振兴文教”，父亲唐阶泰，刚毅明达，“当是时，朋党附势相倾”，而“参议(阶泰)独立无所与”，[5]唐甄出身于这样的家庭环境的教养下，他的做人，出处进退，如凤皇芝草，他的为文，提出了许多进步的经济政治观点和主张，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了。 唐甄的货币观，充分表露在他所写的《更币》、《存言》等篇中。 为了弄清 清朝货币唐甄经济思想的来龙去脉，有必要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作一简单的回顾。 清朝入关后，给东南沿海一带人民带来了极其沉重的灾难。这就不能不引起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而且持续达数十年之久。江南人民的反剃发斗争，闽广人民的反迁海斗争，引起巨烈的地方动乱，货币贬值，物价高涨，民风日玩，尊称渐亵。特别是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有血肉相连的物价问题与货币使用问题，成为广大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 唐甄对货币的使用主张用钱而废银。他说：“古者言富，唯在五谷；至于市易，则有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其后以金三品，亦重在钱。后乃专以钱，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但为器用，不为币。自明以来，乃专以银。至于今，银日益少，不充世用。有千金之产者常旬月不见铢两；谷贱不得饭，肉赎不得食，布帛贱不得衣，鬻谷肉布帛者亦卒不得衣食，银少故也。” 银少，则价昂；价昂，则不易得；不易得，则百货不行，百货不行，则良贾失业?良贾失业，则市场萧条。最终是引起经济恐慌和恶性循环。他说：“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于财，穷于银也。于是枫桥之市，粟麦壅积，南濠之市。百货不行；良贾失业，不得旋归。万金之家，不五七年而为宴人者，子既数见之矣。” 其实，这个问题，许多启蒙思想家和唐甄的货币观点是一样的。顾炎武就这样说过：“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顾氏主张，实与唐氏相同。此外顾氏尚有《明钱法论》、《以钱为赋》等，皆主行钱。 为什么唐甄反对用白银作为货币呢? 根据唐氏的看法，其理由有三： 一，白银缺少，不够周转。正如上文所言，“至于今，银日益少，不充世用，”如此等等。 二，银易窖藏，民不易得。“夫财之害在聚，银者，易聚之物也，范为圜定，旋丝白灿，人所贪爱。……盖银之易聚，如水归壑。” 三、银锡之属，不可为币。他认为银只可为器用，不可为币。此与顾炎武所言同。 依照唐甄观点，应当废银而用钱。“以谷为本以钱辅之，所以通其市易也。”他认为不独行钱，还要大量铸制，大量使用，他对市场上货币收缩，十分不满。他说：“今虽用钱，不过以易鱼肉果蔬之物，米石以上，布帛匹以上，则必以银，涓涓细流，奚补于世?!钱者，泉也，必如江河之流而后可博济也。”但是，就唐甄的货币观来看，他本身也是矛盾的。他主张废银而用钱。这和西欧重商主义者重视金银成鲜明的对比。但他又希望市场上货币筹码要多些，不要死气沉沉。既要金银充斥，也要缗钱增多。这就使他的思想不能不处于困惑之中。 如果我们深入探刻唐甄货币思想的话，还不难发现，他除主张废除白银以外，还主张货币工钱和实物工钱的并用。“凡禄九个石以下，皆令受粟。度宫朝官军之所用，皆令输 ，以钱粟而给之。其在州郡县，常赋皆令输。凡禄三千石以下，皆令受粟。度城郭兵役之所用，皆今输缗，以钱附录而给之。其在边防、内屯、将禄、卒食、皆令受粟。度甲胄衣履之所用，皆令运缗，以钱附栗而给之。”唐甄考虑的是废银而行钱，没有考虑到（1）“钱重难行，民商必病。”(2)“铜不可采，又不易市。”(3)“民欲难拂，俗尚难移。”同时，处于封建晚期的明清之际，货币地租正在以破竹之势向前发展，而唐甄却强调“实物地租”的借尸还魂，这就很难使人理解了。 当然，在整个清代的历史长河中，唐甄的这种货币思潮也并不是孤立的；唐甄的批判思想，以及他所蕴育出的近代民主思想对于以后的一些清代学者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4. 唐甄的政治主张

这表现在，第一，封建君主没有推行富民政策，而实行的是忘民、虐发、害民之政，因而“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潜书·存言》）。第二，封建官吏横行掠夺民众财产，他们坐视民众疾苦不救，贪婪谋取一己私利。第三，沉重繁多的赋税，加重了民众生活的困苦。第四，财源枯竭，贷币量少，导致了财贷无法流通，“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于财，穷于银也”（《潜书·更币》）。唐甄在探讨了民众穷困的原因之后，提出了致富于民的政改措施。唐甄指出，民为国家邦本，为政首在富民。“国无民，岂有四政！封建，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潜书·明鉴》）只有民众丰衣足食，国家才能兴旺发达；如果民众贫穷困苦，必将导致国家灭亡。他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潜书·存言》）因此，立国之富不在国库财富充盈，而在民众生活富裕。唐甄强调，“治道贵致其实”（《潜书·权实》），实在致富于民。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潜书·富民》）财用是生民之命、国家之宝，因此立国之道惟在富民。唐甄具体提出了致富了民的各种措施。首先，为政当以富民为功，力除弃民虐民之政。他认为，国家的政治因此，立国之富不在国库财富充盈，而在民众生活富裕。 唐甄强调，“治道贵致其实”（《潜书·权实》），实在致富于民。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潜书·富民》）财用是生民之命、国家之宝，因此立国之道惟在富民。唐甄具体提出了致富了民的各种措施。 首先，为政当以富民为功，力除弃民虐民之政。他认为，国家的政治方针当以富民为宗旨，“其举事任职虽多，不过使不困穷而已”，“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潜书·考功》）故唐甄特别强调致富于民的实治实功，指出“为国以图治，论功以举贤，善民以论功，足食以养民”，“养民之道，必以省官为先务”（《潜书·省官》），却除暴虐于民之害官，重用养民的廉能贤才，“廉者必使民俭以丰财，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举廉举才，必以丰财厚利为征”（《潜书· 考功》）只有君主官吏皆去推行实施实治实功的富民政策，民众的生活才能富裕。 其次，唐甄提出了因其自然之利，发展多种生产的富民主张。他说：“海内之才，无土不生，无人不生”，只要“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才不可胜用矣” （《潜书·富民》）唐甄否定了“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提出了要使四海民众真正富裕，就要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多种生产。他认为，养民富民首要在于大力发民农业，还要全面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为政之道，必先田、市”（《潜书·普施》）。他指出，“山林多材，池沼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潜书·达政》），农林牧渔全面发展，才能实现民众富裕。同时，唐甄大力提倡种桑养蚕的纺织业，主张通过商品流通，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第三，唐甄提出改革贷币，促进流通的商业措施。他指出，以白银作为贷币，限制了财贷的交换，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夫财之害在聚。银者，易聚之物也。”要促进商业的繁荣发展，实现民众的生活富裕，“救今之民，当废银而用钱”（《潜书·更币》）。因此，唐甄认为，用铜钱取代白银，商品交换才能更好地得以进行，并可消除白银易聚之弊，发挥贷币的流通作用。他的社会政治启蒙思想，集中反映在他历30年而成的《潜书》中。是书原为《衡书》13篇，“衡”表示“志在权衡天下”之意，后因“连蹇不遇”，只得将其潜存起来，遂加以补充，改名为《潜书》。《潜书》共97篇论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学术，重在阐发“尽性”与“事功”相互统一的心性之学；下篇论政治，旨在讲求实治实功抑尊富民的治世之术。潘耒称其“论学术则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痛排俗学之陋；论治道则崇俭尚朴，损势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亲如一家，乃可为治。”（《潜书·潘序》）因此，《潜书》“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谋其政。”（《潜书·潜存》）是书不仅奠定了唐甄在清初启蒙思潮中的历史地位，而且对当时的儒学思想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 唐甄的基本介绍

唐甄（1630～1704)，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政论家，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同称“四大著名启蒙思想家”。被中宣部、国家教委列为亘古以来包括孔子、孟子、鲁迅在内的一百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杰出思想家之一。四川省达州（今通川区蒲家镇）人，是达州市“第一位帝师”唐瑜（明朝皇帝朱棣的老师，入蜀始祖）第十一代孙。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清康熙十四年 (1675)中举人。曾在山西长子担任过10个月的知县，因受逃犯牵连被革职。后曾经商，因赔本乃流寓江南，靠讲学卖文维持生活。著作主要有历经三十年而成的《潜书》。《潜书》原名为《衡书》只有13篇，“衡”表示“志在权衡天下”，后因连遭挫折，就只得将其潜存起来，并加以补充完善，改名为《潜书》意即潜存待用。共97篇论文，分为上下篇两部分。上篇言学，共五十篇；下篇言治，共四十七篇。旨在“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谋其政。”（《下篇下·潜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