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有何恩怨？为何两人矛盾不断？

1. 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有何恩怨？为何两人矛盾不断？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说明其对历史的精通，但宋朝以文制武的体制，与前朝皆有所不同，所以宋朝的治国经验并没有依据可循。但是围绕的核心还是针对变法的内容，不像后期的政治家们，争斗的内容完全偏离变法本身，只在乎利益。所以，用“君子和而不同”来形容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恩怨，比较恰当。也没有幽云故地的防御体系，辽国骑兵冬天因为改革是在革除弊政长驱直入就可越过黄河到达汴梁，所以北宋被迫堆兵以防御京畿，这也是强干弱枝政策的体现。到了宋仁宗时期，中央禁军已经达到了82.6万之多。


但实际上早已危机四伏，随时都有倾塌的可能这一本质现象。他不但提出了问题，还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从整顿吏治、梳理财政、修整军务等各个方面给出了改革建议。在步入仕途之后，王安石放弃了留在开封任职的机会，主动要求到地方做官。在此期间王安石政绩突出，而且根据王安石的为政措施来看，王安石此时就已经开始了改革的尝试。

他是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没有私人恩怨，只是在变法图强的过程中，二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积不相能，势同水火。宋神宗时期坚持变法，司马光无法阻止变法的进行，于是不顾皇帝的多次挽留，坚持出任地方官员，在此期间经过19年的呕心沥血编著了《资治通鉴》。也没有幽云故地的防御体系，辽国骑兵冬天长驱直入就可越过黄河到达汴梁，所以北宋被迫堆兵以防御京畿，这也是强干弱枝政策的体现。到了宋仁宗时期，中央禁军已经达到了82.6万之多。

2.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的恩怨为什么那么多呢？

南北朝时，诗人谢灵云被降级为林川(今天江西抚州)，称赞这里的仁杰志玲，并照亮了林川山水的秀美赞、每秒钟谢杰的王宝道《滕王阁记》至：’叶修洙画、

林川的笔。出乎意料的是，临川出了王安石和曾公两位大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临川排在第二位。以王安石为例，提到他的文学作品《伤仲永》、《登飞来峰》等，我们再也不能习惯了，但他的变法也为后人苦苦思索，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他和老“对手”司马光之间的恩怨。这两个北宋丞相为什么打得那么凶？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恩怨是所谓的“与君子不同”
北宋天熙年三年(1019)冬天在水乡生了一个男孩，这个人就是司马光。司马光小时候智力，诗句一切都不通，可以说是天才，因为机智，为了救小伙伴，砸了水缸，

名字震动了京城洛阳。他出生的第二年也是冬天，临川下着瑞雪，王家第三个儿子王安石出生，王安石从小也很聪明，喜欢读书，不忘写了文章。可以说，宋朝，特别是宋仁宗前后，是古代文化的顶峰，各种著名文学家如雨后春笋般富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古代入官是所有有志之士的必经之路，文人也是入官出师时寻找自己的野心。直到地平四年(1067年)宋真宗(1067年)继位，西夏和辽国才得以严袭宋朝，宋真宗想改变现状

与此同时，被重用的是司马光，儒家思想强的司马光。以积极利用世界的态度接连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的治国主张。大体上，将人才、礼治、认可、信义作为安置国的根本措施，但与当时王安石主张的变法不同，可以说是南北不同。所以他们的争吵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大卫亚设，北方执行部队)。

3.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关系如何？

司马光与王安石是老相识而且是好朋友，嘉年间在朝中同修起居注，神宗即位后二人又同居翰林学士之职。当时人们所称的"嘉四友"，就是他们俩外加吕公著和韩维。两人同为州牧判官的时候一天被包拯请到家里饮酒赏牡丹。当包拯亲自举杯劝酒时，司马光虽然平素不爱喝酒，但碍于情面，不得不勉强喝了一点，而王安石却能够坚持"终席不饮"，这种自制力使司马光后来谈起来还很佩服。

4. 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南北朝时，大诗人谢灵运被贬，任临川内史，他发现临川这个地方人杰地灵，是个好地方，他在临川留下许多足迹。因此唐朝天才王勃才有名句“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没想到谢灵运之后近600年，临川这个地方出了两个大家族，名声赫赫，一家姓曾，以曾巩为代表。另一家姓王，以王安石为代表。说到王安石，总绕不开三个话题，第一是他的诗词和文学成就，第二是他的变法，第三是他的政治生涯，尤其是他和老“对手”司马光的是非。王安石和司马光，关系到底如何呢？

公元1021年的冬天，天降瑞雪，那一年的雪花特别大，最大的雪花能盖住一朵完整的梅花。临川王家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了，这个孩子的哭声很大，简直响彻了整个寨子，后来，他变成了“神童”，他就是以“折腾”为名的王安石，他用17年的时间，给宋朝勾画一个“华丽”的蓝图，可惜最后无疾而终。

早在王安石出生的2年前，也是一个冬天，不过没有雪，光山县县令家也出生了一个男婴，这个男婴生下来就是天才，诗词文章无所不通，曾因为砸了一口水缸救出小伙伴，而名震京洛，后来又因为编了一本编年体的史书，人皆尽之，这个人就是司马光。

两个神童之间，是没有交集的，有交集的是他们都成为政治家之后。不得不说，宋朝，尤其在宋仁宗前后，堪称文化盛事，除了早年的晏殊欧阳修等前辈，后来的名人如雨后春笋，远超盛唐时期。王安石的文章写的特别好，仕途还算顺利。仁宗嘉佑三年，47岁的王安石进京述职，上书详细阐述了变法的想法。他多年在地方任职，对国家经济、国防和民生的病根了如指掌。因为胸怀家国，才提出如此想法，可惜，宋仁宗没有采纳，但他重用了王安石。

王安石为人太耿直，凡是以“法度”来行事，得罪了很多权贵，因此他趁着老母去世，辞官回家守孝。宋英宗时期，王安石拒绝了朝廷的征召，理由是身体有病。到了宋神宗继位，他亲自给王安石写信，王安石因此才回京赴任。当时西夏和辽国让大宋朝不堪袭扰，宋神宗一心想改变现状，王安石这时又提出了变法，宋神宗认为“大有所为”，开干吧！
王安石的变法，本质上是好的，但是带来了3个问题：
第一，他提出的涉及土地等问题的改革，触动了贵族的利益，因此推动起来很难。他仿佛是一只勇猛的蚱蜢跳到了蚂蚁窝里，被众人撕咬。上层阶级，除了宋神宗，包括太后在内的人，几乎都是反对者。

第二，王安石也是有人支持的，支持他的，都是一些“胸怀大志”的书生，这些人政治经验薄弱，在那些老江湖面前，简直不堪一击。王安石为了获取更多的支持，不得不更多地启用新人，难免有一些投机者，他们在执行的过程中，中饱私囊。最后造成王安石用人不当，其实，王安石大胆起用新人，也都是无奈之举。

第三，王安石的变法策略，本质上是改变宋朝孱弱的现状，说直白一点，就是为了富国。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为了富民。这就是古代变法的局限性，最后不管是商人还是士大夫，哪怕是农民，他们发现自己的利益都被“王安石”拿走了，谈何支持？

通过变法，宋朝确实强大了，再此期间，王安石面临太多的政治斗争，他都挺了过来，可惜的是，宋神宗去世了，没人能罩着他了，太后为了废除新法，请来了另一个大神——司马光。因为司马光从一开始就反对变法，而且在宋神宗面前，他和王安石曾激烈的争论过。司马光上位后，逐渐废除变法，王安石的心在滴血。滑稽的是，在司马光废除新法的时候，原本一些反对变法的人，逐渐看到了变法的好处，开始为王安石说话，但已无能为力。宋朝轰轰烈烈17年，最后回到了原地。

公元1086年的夏天，王安石66岁，最终病倒在江宁。司马光此时已经病重，听闻王安石已逝，非常惆怅，评价6个字曰：不可毁之太过。因为在司马光的心中，王安石是个正人君子。同年，司马光也去世了。两个神童，两个文学家，两个老对手，同年去世，让历史更加丰富。相比于王安石的死，司马光人在高位，享受了不错的尊荣。

小编认为：司马光对王安石的6字评价，比较中肯。王安石和司马光同朝为官，虽然在政治上是对手，但二人都是儒学大师，修养很高，除了在政见上有争议，在人品、文学上还是非常尊重对手的。王安石性格直爽，有君子风度，这从他救苏轼一事上就能看出。而司马光，也不是小人，至少，他没有用丑恶的手段，来对付王安石。
君子和而不同，王安石心怀家国，舍弃自己，为宋朝之强大而变法，令人钦佩。而司马光，同样作为政治家，虽然在小编心中，他的地位不及王安石，但也是忠君爱国的贤者，只是思想略有保守而已。

5. 王安石与司马光有什么关系

政治对立关系，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好朋友，政治上却不太一致。早年东坡先生反对变法，被王安石排斥，晚年东坡先生反对全盘否定变法，又遭到司马光不满。王安石对变法坚决推行；司马光则极力反对。
拓展资料：王安石是典型的激进改革派，提出“三不法”——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苏轼和司马光是中国古代典型的保守主义：不相信可以通过变法激进而一下就成就一个美好的未来，只接受在目前的基础上做改进和提升，完成对社会的改造的民生的改观。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
王安石说：“善理财的人，可以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说：“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你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盘剥百姓罢了”。

6. 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到底在争论什么？

  有读者看了共识那一期，看我举例子，聊起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 
     
    于是问了我一个问题，他们到底在争什么。 
     
    其实争的内容很简单。王安石实际上是桑弘羊的信徒。桑弘羊就是汉武帝时期那个搞国企的，他相信商业致富。 
     
    王安石实际上也是这种理念的信徒，他想要做的就是通过国企经商，赚了钱收复西夏，收复燕云十六州。 
     
    在宋代这个商贸繁荣的时期，诞生王安石这种人并不稀奇。 
     
    那么司马光什么看法呢？他持有传统观点，就是重农抑商。 
     
    为什么这么想，其实是有原因的。人就那么多，去做了工匠，就没时间种地。 
     
    所谓经商，无论生产什么产品，在司马光看来，都跟建金字塔是一回事。 
     
    说穿了，丝绸也好，珠宝美玉也罢，既不能当吃，也不能当喝，那不就是金字塔么。 
     
    金字塔的特点就是很值钱，但是不当吃不当喝，也不能当武器。打仗的时候啥用没有。 
     
    所以在司马光看来，唯一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种地。 
     
    让男女老少都去种地，作为地主也好，宫廷也罢，尽量缩减开支，你不要去建那些华美的宫殿，也不要穿丝绸的衣服，更不要弄那么多仆人。 
     
    你把大家都放回去种地，种地的人多了，粮食就多。粮食多，就能打赢。 
     
    古代打仗就是人多打人少，说穿了最后就星际争霸一样，大家比采矿的，谁家矿多谁撑得久谁赢。 
     
    所以谁家粮食多，谁撑得久，谁赢。 
     
    司马光为什么会持有这种观点，或者说他们这帮人为什么特别反感桑弘羊，王安石？ 
     
    按照我们今天的思路，王安石明显是对的，是超越时代的。 
     
    我告诉你原因在哪儿，原因在于 古代的商业和今天的商业是不一样的 。 
     
    古代的商业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消费者几乎都是地主，没有老百姓。 
     
    你今天看起来属于中低端产品的，搁在古代都是奢侈品，换句话说，在古代，90%的人是处于一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状态下。 
     
    那时候的商业发生在地主之间，比如镜子，皮衣，席子，都是奢侈品。 
     
    在这种模式下，商业确实很难拉动什么。你想想美国1929年危机就知道了，大部分人是没有购买力的。 
     
    这种商业活动如果特别繁荣，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宫廷里喜欢奢侈品，地主们就会喜欢奢侈品。 
     
    于是从上到下，就会有很多农民会被拉去生产奢侈品，以满足地主这种独特客户的需求。 
     
    如果这时候发生了灾荒，粮食歉收。佃户们没饭吃，就会造反，于是就乱了。 
     
    这就是司马光们担心的问题。 
     
    那么王安石错了吗？ 
     
    王安石并没有错，他做的事情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让大多数人能够成为消费者，让古代的商业从一种奢侈品商业，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消费品商业。 
     
    这实际上需要生产力突破，比如种地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了，很少的人也能够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 
     
    多余的人进入城市成为工人，开始生产工业品。 
     
    这个契机，在古代 社会 ，没有发生。 
     
    当然，王安石想要的也不是这个，他不是穿越者。 
     
    王安石想要的是什么呢？他实际上是想让自耕农这个群体扩大，也就是形成农业 社会 下的中产阶级。 
     
    就是说他希望绝大多数的农民，从佃户，变成有自己耕地的这种富农。 
     
    我们知道，古代税率其实不高的，汉代问农民只征收1/15。农民为啥没钱呢？因为他们是佃户，租地主的地，租地主的农具。这样就使得他们年收入的70%都被地主拿走了。 
     
    如果他们不是佃户，是自耕农，他们的购买力就会大幅度上升，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古代生产力规模下的消费群体，从而拉动真正意义上的消费品商业形态。 
     
    那么这件事，和司马光所代表的利益团体的诉求是彼此违背的。 
     
    古代读书成本很高，不是地主也读不起书，所以反过来讲，读书人就是地主。 
     
    你要在古代形成大规模的自耕农群体，你让地主怎么办？ 
     
    文彦博反对王安石变法，他跟神宗讲，变法会失去人心。 
    神宗反问，变法对士大夫不友好，但是对老百姓没有不便呀，为什么会失去人心？ 
    文彦博说了句千古名言，他说：陛下与士大夫共天下，非与百姓共天下也。 
     
    这句话意思很明显了，就是说，文彦博这里的人，指的就是地主。人心就是地主之心，地主之外，那都是工具。 
     
    很赤裸裸。 
     
    所以说，中国古代的士，他们想要的从头到尾都是一种类似欧洲的那种分封的模式，这样才肯付出忠心。 
     
    自从秦结束了分封之后，他们换了一种方式，政治上不追求分封了，但是经济上追求地主，实际上等于削弱版本的分封。 
     
    这件事在古代有利有弊。 
     
    所谓有利，地主有了地，他会自发地保护自己的地。就像白鹿原里的白嘉轩，他会成为稳定因素，因为那是他的原嘛。 
     
    所谓有弊，是说小农意识很强，没有大局观。你比如当时和日本人在东部打仗，陕西原上的白嘉轩，他觉得和自己的关系大么？不大，他只想守着自己的地。 
     
    因为没打过来嘛。 
     
    所以桑弘羊也好，王安石也罢，为什么能够得到重用？原因是需求明摆着。 
     
    你比如汉武帝当时在北边打仗，把私房钱都打光了，南边的地主不支持他。因为觉得不关自己事儿呀。 
     
    你再比如，明代东北有后金，西北有李自成，江南的地主东林党很有钱的，不肯掏钱呀。 
     
    满人一直打到江南了，他们还想着说开城投降，保自己的地。 
     
    这就是问题。司马光讲的东西其实很符合古代的现实，问题是，如果任由这种自然经济的模式，最后就会遇到整体上无解的困境。 
     
    比如转移支付，没有办法搞。 
     
    富的人，不掏钱，穷的人，没饭吃，边境遇到了危险，那岂不是大家一起玩完。 
     
    所以我那天讲，很多事情你要站在当时讲那个话的人所处的 历史 语境下去看问题。 
     
    就像古人讲与民争利，这个民不是佃户，甚至都不是自耕农，而是地主，换句话说，讲这个话的人，他眼里，地主之外的，不叫民，念过书的地主，才是民。 
     
    那么地主之外的是什么？是黔首，黑黑的脑袋。古代的佃户，自耕农，真的下地干活的那些人，头上裹着一个黑头巾，黑黑的脑袋。 
     
    你把说话的那个人所处的 历史 语境想通了，很多事情就随之释然了。 
     
    你比如有些人讲，我们古时候，先秦的时候，士大夫上朝，是与君主对坐的，这叫做坐而论道。 
     
    两汉的时候，宰相拜见皇帝，皇帝要起身还礼，到了隋唐，皇帝不起身了，但是宰相还是坐着的。到了宋代，赵匡胤的时候，宰相就只能站着了。 
     
    从朱元璋开始，就只能跪着，到清代就更狠，李鸿章想跪个好点的地方，还得给李莲英塞钱。 
     
    如果我们站在现代的视角下，你会把自己当作那个大臣，于是你就会觉得，他们很可怜，这是一种 历史 的倒退，你看，大臣不受尊重。 
     
    事实上，穿越回去，你并不是那个大臣，你是那个黑黑的脑袋。 
     
    在先秦时期，士大夫为什么能够与君主对坐？因为那是合伙人制度，那是包税制。 
     
    君主是大股东，士大夫是小股东，彼此之间是董事会的关系，是包税制的关系。 
     
    这个词儿我们聊过，在聊东南亚的那一期里面聊过。 
     
    罗马是包税制，奥斯曼是包税制，日本幕府是包税制，欧洲 历史 上的所谓领主制一直都是包税制。 
     
    包税制说穿了就是君主也弄不清他要管理的那片地的实际情况，只能弄一堆的分公司，回头分公司自治，自己每年定期问分公司收钱。 
     
    那么从秦始皇开始，他的郡县制实际上就是想要打破包税制，他不想要一堆小股东作为中间商赚差价了，他想提升管理的精度，把以前的小股东都变成副总，部门经理，组长。 
     
    这个过程持续了几千年，管理的精度不断地在加强。 
     
    汉代的时候，高管总是那些大户，比如颍川荀氏，河内司马氏，唐代的时候，还是门阀，什么关陇集团。 
     
    那么后面不断地搞科举，实际上就是为了稀释小股东的股权，用职业经理人来取代小股东。 
     
    到了宋代的时候，文彦博说的那句话，非与民共天下，乃与士大夫共天下。 
     
    表明包税制还是存在的，只是力度很弱了，以前是有股权的小股东，现在成了有期权的小股东。 
     
    那么再往后，东林党，都是这种有期权的小股东，清代，期权都不让你有，再稀释，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把股东变成不带股份的职业经理人。 
     
    古代 社会 全部的这套过程，都是为了管理的精细化。 
     
    回到古代的视角，你站在部门经理的角度下想问题，当然是有股权的好，没有股权，有期权也好。 
     
    问题是，站在普通员工的视角，你喜欢头顶上一堆小股东吗？ 
     
    说到底，无论老板还是管理层，吃的每一粒米，都是你种的。如果一定要掏出一部分自己的劳动果实，那当然希望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工作过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你一个月加班20天，里面能有2天是给老板加的就很不错了，剩下18天，都是为了染红部门经理的顶子。 
     
    我们当然希望一天都不加，问题是，在古代 社会 下，必须加，能少加10天也好呀。 
     
    很多读者老问我，西风，为什么你解读问题，结论听起来总是那么与众不同。 
     
    其实没有什么，因为大部分人不由自主的把自己代入到了贾宝玉的身上，带入了到了司马光的身上。 
     
    可是你让我来给你分析红楼梦，我会把自己代入到了那个仆人的身上，那个9527的身上，那个黑黑的脑袋身上。 
     
    所以包税制是一种低级的制度，效率很低，消耗很大。 
     
    近代的管理趋势也是越发趋向于团队的扁平化。 
     
    这个意思说穿了就是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作为管理层，如果你能够带来100的增量，哪怕分给你95都是可以的，这叫做给人才足够的激励机制。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作为纯粹的中间管理层，利用公司内部的信息不对称欺上瞒下，骗老板，喝兵血，对不起，要拿掉你。 
     
    公司不养不能创造价值的管理层。 
     
    把不能创造额外增量价值的那部分中间商拿掉，分掉他的那部分钱。老板开心，员工也开心。 
     

7. 司马光究竟有多恨王安石？

8. 王安石与苏轼，司马光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

著名的专家们读历史，有人就能够考证出李师师送给宋徽宗的香巾尺寸相当于现代的几厘米，野史公也喜欢读历史，却不过是觉得很多故事有趣，就和看一本幻想小说时没什么两样，用来消遣无聊的时光而已，近日又发现了两个有趣的故事，说给大家听听。 

第一个是：萧规曹随 

这是个有些不合时宜的故事，所以虽载之史册，却流传不广，野史公也是头一次看到，说的是西汉开国功臣曹参跟随刘邦起兵，身经百战，屡建战功，刘邦称帝后，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曹参功居第二，封平阳侯，仅次于萧何。萧何死后，因曹参德高望重，继任丞相。 

曹参上任丞相后，顺应民心，仍然遵照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治理国家，要求丞相府的官员对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法令，全部照章执行，不得随意改动；对萧何时所任用的官员，一个也不加以变动，原有官员依然各司其职。曹参对他们按职权范围该处理的事情，从不加以干预。因此在朝廷丞相变动的关键时刻，没有引起任何波动，朝中君臣和原来一样的相安无事，朝政也和原来似地井然有序。 

时光似流水，日子一天天过去，可是，曹参既没有设计出“胡服骑射”的变法蓝图，也没有提出和匈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外交新思路，这使本来对他寄予厚望的汉惠帝迷惑不解，惠帝心想，就连一般的官员就职后也要“新官上任三把火”，搞制度创新，比如什么招商引资末尾淘汰制啦、GDP指标一票否决制啦，再比如对有损大汉繁荣形象的在京乞丐施行许可证管理，对从事娱乐行业的人员进行职业道德鉴定评级，对在马路上抢包的行为实行严打等等，而曹参身为丞相，只考虑工作的连续性，对于大到京城规划、皇宫建设，小到居民拆迁、街道改造，不仅没有推倒重来的魄力和水平，连一点小小的改变也没有，惠帝有点沉不住气了。 

于是这一天，曹参被找来谈话，惠帝说：“你有什么想法，请照直说吧！”曹参想了一下回答说：“请陛下好好地想想，您跟先帝相比，谁更贤明英武呢？” 

读到这里，野史公便暗自揣测，以为郁闷已久的惠帝大概会这样发泄其满腹牢骚曰： 

先帝的功绩在于早年打天下之时，他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第一个就是擅自向爱好和平的匈奴开战，导致匈奴关闭了与我们进行自由贸易的大门，失去了对匈奴开放和进行技术交流的有利时机，使得我们现在还常常受到匈奴人的骚扰，坐不上世界老大的位子。 

第二条，先帝在治国和经济建设方面是外行，你看人家匈奴逐水草而居，人民享有迁徙自由，他们放牧牛羊，不仅天天吃肉，还穿真皮大衣，先帝却组织人民耕田织布，致使我国民众多以五谷为主食，就连朕也没有几套真皮衣服，只好穿些绫罗绸缎，先帝不肯学习匈奴游牧的先进生产经验，坚持落后的农耕生产方式，进一步拉大了我们与匈奴的差距，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发展机会，现在匈奴不顾我们曾在3000多年前已经养殖牛羊的事实，把我国排斥在他们搞的“世界游牧组织”之外，使我们不能充分学习先进的游牧生产方式，很难与国际惯例接轨。 

第三条是先帝不懂得依法治国，他废除了那么多秦朝制定的法律，代之以简单得没法再简单的“约法三章”，其实秦朝的灭亡并不是因为苛刑峻法，恰恰相反，正是秦朝制定的法律还不够多，还不够完善，假如当初赵高丞相再多制定一部《反戍卒聚会法》和一部《野生竹子保护条例》的话，那么陈生与吴厂岂敢闹事？就算他们敢闹事，也不敢去砍伐受法律保护的竹子，不砍竹子就没有武器，想闹事也不会成功，秦朝岂会灭亡？先帝如此缺乏法律观念，虽然打了天下，也不过是钻了民众法制意识淡薄的空子。依我的意见，先帝的功过也就是四六开吧。 

想到这里，野史公收回翩然思绪，继续往下读，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时惠帝竟然是这样说的：“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提并论呢？”，接下去，曹参又问：“陛下看我的德才跟萧何相国相比，谁强呢？”汉惠帝笑着说：“我看你好像是不如萧相国。” 

曹参接过惠帝的话说：“陛下说得非常正确。既然您的贤能不如先帝，我的德才又比不上萧相国，那么先帝与萧相国在统一天下以后，陆续制定了许多明确而又完备的法令，在执行中又都是卓有成效的，难道我们还能制定出超过他们的法令规章来吗？”接着他又诚恳地对惠帝说：“现在陛下和我们这些做大臣的，应该遵照先帝遗愿，谨慎从事，恪守职责。对已经制定并执行过的法令规章，就更不应该乱加改动，而只能是遵照执行。我现在这样照章办事不是很好吗？”汉惠帝听了曹参的解释后说：“我明白了，你不必再说了！”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变法运动被消弭于几句简单的问答之中，汉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兴旺、人民生活日渐提高。曹参逝世后，百姓们编了一首歌谣称颂他说：“萧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齐；曹参接任后，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百姓心欢喜。”史称“萧规曹随”，传为历史佳话。 

随后经过与“萧规曹随”一脉相承的“文景之治”，就到了汉武大帝当政，凭借雄厚的国力与民心，南抚百粤北击匈奴，扬我中华之天威，成就了千古伟业，从此边夷之地在我华夏文明照耀下脱离蒙昧走向繁荣，匈奴人被击退后向西攻入欧洲，为西方文明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人类文明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个是故事是王安石变法 

变法是个非常时髦的话题，王安石变法更是几乎人人皆知其大概，这里就不多重复，简单的说几个可能不大被人们所注意的小问题。 

其一，当时王安石的变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那么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是哪些人呢？ 

按理说，王安石要变法，变法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谁反对谁就是保守派，就是思想僵化，他的脑袋就是榆木疙瘩做的，那么，先说反对派领袖司马光，然而，一提到司马光，野史公就不由得想起他小时候砸缸救伙伴的故事，难道榆木疙瘩做的脑袋能产生出砸缸救人的机智来？也许是他小时候思想开放，长大了就糊涂了，但他又是怎么写出那一大摞著作来的呢？就算司马光是个别现象吧，再看看还有谁反对变法，这并不困难，查一下宋徽宗用瘦金体写的《元佑党籍碑》，文彦博、苏轼、苏辙、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秦观等共309人赫然在反对变法的奸党之列，哎，看到文彦博的名字，野史公又不由得想起他树洞取球的故事，难道以他的聪敏也理解不了变法的伟大历史意义吗？何况文彦博不是也曾和司马光等朝中重臣一样，把王安石作为贤能之士极力向皇上举荐吗？下一个名字是苏轼，听说他是个只会高唱“大江东去”的粗人，这倒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不懂得变法的必要性了，除了这些人以外，最让野史公不解的是就连王安石自己的亲弟弟都坚决站在反对变法的那些人一边，哎，真是的，变法咋就这么难呢？ 

上面说的这些都是一些官僚精英之类，那么当时百姓的观点如何呢？史载当时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方，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野史公不禁又长叹一声，老百姓咋就这么不懂事呢？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来的容易吗？ 
其二，拥护王安石变法的是些什么人？ 

这个问题挺麻烦，据说变法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理应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谁拥护变法谁就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可是当野史公找到大力推动变法者的名单时，却感到疑惑了，他们的名字多见于《宋史》的奸臣传和佞臣传里，如吕惠卿、章敦、蔡京等等。 

尤其是那个蔡京，名列导致北宋亡国的高俅、童贯等“六大奸贼”之首位，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在满朝保守派大臣的反对中，王安石被任为宰相实行变法，次年，蔡京方应试得中进士，然而由于他属于变法派，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重用，短短数年，即由地方官升迁至朝中大臣。1086年，王安石去世，蔡京继续宣传和王安石新法，宋徽宗即位后，起用蔡京，任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这一时期，成了王安石及其新法最受尊崇的时代，而蔡京则以王安石的继承者自命，“有说熙丰不好者，尽罪之。”在蔡京的倡议下，王安石绘像于显谟阁，追封舒王，他本人及其儿子均配享孔子庙，至于其后代则男性赐官职、女性封孺人。徽宗、蔡京重用新党、打击旧党，在政治上将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等309人斥为“元佑奸党”，对新法稍有微辞的范柔中等542 人被定为“元符上书邪等人”。这两种人的姓名均被列入所谓《元佑党籍碑》，碑文由徽宗亲笔书写并刻石文德殿门，先在都城开封、后颁令郡县皆刻石，大肆迫害不同政见者，凡名列此碑者，尚在世者贬谪南荒，并致使其中多人死于非命，已死者追贬官职，他们不得在同一州郡居住，皇族不得同他们的子孙和近亲通婚，这些事实都说明蔡京对王安石新法的拥护程度是非同一般的。 

其三，说了反对和拥护王安石变法的两类人，那么不能不说说王安石本人。 

首先，王安石本人品质极高，生活俭朴，刚直不阿，尽管他提拔的多为不端小人，比如，史载王安石以“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而著称，“性简率，不事修饰家养，衣食粗恶，一无所择”。而同属变法派的蔡京则以“享用侈靡”而闻名，他“喜食鹑”，“一羹数百命，下箸犹未足”，喜食蟹黄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他喜焚香熏衣，居室之中“满室如雾”，“衣冠芬馥”，宅第之中，姬妾成群，其“名园甲第亚于宫禁”。 

其次，王安石变法的动机是好的，“其本心欲救民”，绝不是为了让北宋亡国，尽管最终北宋确是亡在了变法派手中。 

再次，世人只知其变法之初的轰轰烈烈，又有多少人关心那善后的团团乱麻？当王安石位居宰辅之时，为了变法，极力排斥当初举荐他的司马光、文彦博等重臣，并依靠吕、章、蔡等一班幸进小人，将神宗团团包围使他再也听不到其他人的劝谏，当朝中出现一片反对之声时，王安石提出“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口号，拒绝一切不同意见，急功近利，冒冒失失的干起来再说，章、蔡借此加官晋级，以成其私，以变法为锲机爬上权力之巅，最后终于酿成难以收拾的残局。 

王安石晚年隐居金陵之际也曾自我反思，据说曾为自己昔年之事悔恨不已，假如当年他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认真听一下别人的不同意见，也许事情就不会弄得这样糟。 

还有，王安石有一个基本上为大家所公认的不足之处，就是对子女的过分溺爱，处处维护，简直可说是包庇——由此也可略见宋朝“衙内”为害之广。 

下面再谈谈新法的内容，王安石变法之精髓就是将国家财政商业化，而蔡京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思想上确有继承关系，如“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是蔡京的主要治国思想之一，他“当国，费侈无度”这一治国思想“原自荆公”(即王安石)，由于这样一个价值导向，造成了“上下交征利”的局面，详读王安石五花八门的变法条例，其目的和愿望都出于强国富民，但不知为何到了下面的基层，执行实施起来就时时劳民伤财，说明施行方法以及内容是存在缺陷的，元丰之后，很多宋人笔记都涉及到王安石变法，但非议者多而赞同者少，且王安石有用人不当之过，一群见风使舵之徒趁机投机，而王安石悉数使用，使得他们把持重权，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只计眼前得失，无人虑及长远，朝廷之祸近矣。 

当时还发生过一个有名的《流民图》事件，据宋人笔记记载，变法至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遭遇大旱，一个被王安石提拔的看守城门的小吏郑侠，在熙宁七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郑侠同时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而且郑侠还赌咒发誓，说如果废除新法之后十日之内不下雨，请将臣斩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这一事件让神宗大为震惊，据说他观图后一夜不眠，两宫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声泪俱下，皇帝终于动心，毕竟，天下大旱已整整十个月，难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于是下诏暂停青苗、免税、方田、保甲八项新法，诏下三日之后，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这种说法也未免太有戏剧性，姑妄听之，但王安石变法的不得人心却是事实，民间的声音因为《流民图》事件而上达天听也是事实，传说词人晏几道还因曾赠诗与郑而受到连累，这还是王安石在位时，由他亲自领导实施的变法尚且如此，到了昏庸无能的徽宗任用蔡京推行新法就更加不堪了。 

尽管蔡京向以正人君子自居，还曾题诗讥刺唐太宗时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学士是窝囊废，他广结党羽，贪赃枉法，大量卖官鬻爵，冗赘官员日益泛滥，至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时官员数量“较之元佑已多十倍”，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蔡京对原有制度肆意大改特改，如抛弃外戚不任军相、宦官不典机密、宰执应避亲嫌等不少旧规，改出了北宋历史上的若干“第一”，如韩忠彦、郑居中乃至蔡京系第一批外戚宰相，蔡京与蔡卞（蔡京的弟弟，王安石的女婿）系第一对兄弟宰执，蔡京与蔡攸系第一对父子宰执，并开创了第一次宦官干政的局面。然而所有这些“第一”，都意味着朝政极度腐败。 

正如朱熹所说：“蔡氏以‘绍述’（王安石）二字箝天下士大夫之口”，改钱制及茶、盐等法，以变法之名，行盘剥之实，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手法无所不用其极，以满足其穷侈极欲的豪华消费，蔡京为了粉饰太平，也曾实施过一些似乎利民便民的慈善之举，诸如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之类，然而往往口惠而实不至，他们推行新法的重点在于理财，至于其效果，当时人评论：“祖宗法惠民”，“崇观法惠奸”，所谓“惠奸”，就是当时“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甚至“近岁所增税钱，悉归应奉司。”这批钱物除供徽宗挥霍外，又被“六贼”大量侵吞，所谓六贼，即是六名特大贪官。他们“假享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官贪吏虐，劣绅横行，蔡京们所推行的“新”法只不过是盘剥民众的幌子而已。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向逆来顺受的北宋民众，终于忍无可忍，在地方的上奏报告中提到揭干而起的方月昔起义军“陵暴州县”，“唯搜求官吏”，可见百姓对贪官之痛恨，徽宗在罪己诏里也对此供认不讳：“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乃转而为盗。” 

然而，这一切随着“靖康之变”，俱成过眼云烟，金国8万铁骑攻陷了汴梁，上千万民众死于战乱，上千万民众流离失所，而北宋也灭亡了。